微软、高通、奔驰、奥迪……

跨国巨头走上中国审判席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张頔 姜宁 孟敏 王赟撰写

外企“中国式生存”拐点

一年前，当葛兰素史克因为“贿赂门“被推到风口浪尖时，在华的外企想不到，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会让它们在华的日子不再像从前那么舒服了：高盛等投行卷入雇佣中国官二代的丑闻中、福喜事件牵出一大串洋快餐巨头。而一场针对豪华车企的反垄断调查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着。更多的IT巨头则纷纷被排斥在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华外企集体“失宠”？在一系列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外企？当习惯于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企特权不再时，他们又该如何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中国？对于进入中国市场整整30年的外企来讲，中国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他们轻松赚大钱的舒服日子走到头了。

“黎明前的偷袭”

密集反垄断和国际接轨

这是一场“黎明前的偷袭”。

夜间突然宣布调查公司，之后紧急 存该公司电脑，防止财务信息转移或被销毁；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入驻公司调查。“这一次查微软[微博]、奔驰，中国政府连‘黎明前的偷袭’这种典型的欧式招法都用上了。”置身于反垄断调查风暴眼的首都，北京德和衡执行主任刘克江时刻关注这场惊动了全世界的中国政府针对微软、高通[微博]、奥迪等跨国巨头的反垄断调查。

这不光和他的业务有关。

“这说明，商务部、工商总局在此前是研究了应对措施，并不是一时兴起。”刘克江说。

奇怪的是，这位业界名律师并没有接到多少外资企业打来的咨询反垄断诉讼事宜的电话。

“其实，若是打官司的话，这些‘洋老虎’毫无胜算。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的。”刘克江对本报记者说。

而中国政府为发动这场战役，酝酿了6年。

2008年，中国颁布《反垄断法》，这时，距离中国政府引进第一家外企松下电器已经整整过去30年。

而直到2014年，微软、高通、奥迪、奔驰、克莱斯勒以及其它12家日本企业才悉数站在了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审判席上。

“这与之前的运动式调查很不同，此次针对豪车品牌的反垄断调查直打七寸，打得它们服服帖帖。”一位汽车业内人士分析说，发改委这次对汽车行业反垄断调查聚焦在零配件价格过高的“零整比”上，可谓有备而来。“零整比”在300%之内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北京奔驰C级W204的整车配件零整比竟然达到1273%。相关部门在对车企展开反垄断调查时，彻查掌握了资源、渠道及定价权的汽车供应商，直指售后维修、保养环节暗藏的垄断暴利，执法手段不光和国际接轨，而且直戳这些豪华车的垄断暴利死穴。

记者也注意到，这一次，各家豪车品牌的反应也是出奇地快。就在8月6日，发改委刚公布克莱斯勒、奥迪及12家日本企业已被查明存在垄断行为，将于近期受到相应处罚时，第一时间宣布降价的，是此次并未接受调查、但已经二度被央视揭批的宝马[微博]。这已经是宝马年内宣布二度降价了。

同时，宝马还表示，鼓励授权经销商向独立维修厂提供原厂零部件。为车主维修车辆提供更多渠道选择。类似的零件商店还将陆续在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开业。

“宝马破天荒了，这说明发改委的调查确实戳到这些豪华车企的痛点了。”上述汽车业内人也注意到，宝马、奔驰、克莱斯勒等豪车品牌几乎是一前一后宣布零部件价格下调20%，“降价力度达到了巧妙的默契，这应该是在试探监管底线。”

“它们在试什么？它们这是在试中国消费者的价格底线、试中国反垄断调查部门的容忍度。对于这样的车企，就是要零容忍，反垄断的罚单就是要开得重，让他们再也不敢不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一位网民写道。

记者注意到，在这场针对美系、德系、日系豪车品牌的反垄断调查中，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三家国家媒体配合默契，一会儿《豪车集中降价，反垄断调查让车企“出汗”还是“出血”》，质疑它们是“应付调查”，之后又呼吁《反垄断亟待“硬”起来》，最后，新华社总结，发改委此次重拳出击进口汽车反垄断调查，将对我国汽车产业形成巨大的影响。

“黎明前的偷袭”引发的蝴蝶效应还在持续。一位豪华车品牌工作人员表示，她所在公司已经有专门的法务人员对全员进行《反垄断法》的培训，让不同岗位的人都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是被禁止的，“因为，在过去大家是没有这种意识的。”

“它们不是不知道法律，它们是被中国市场惯坏了。”刘克江认为，以这次表现最积极的宝马为例，此前，它在中国市场被负面曝光次数非常多，包括无故熄火、为省成本用致癌材料，给难缠客户建黑名单等，最终都是毫发无伤。不光如此，宝马这两年在中国豪车市场的占有率都排名第二。

并且，之前发改委对华车企的反垄断调查态度暧昧，从未正式表态要立案。刘克江认为，发改委不愿确认立案的原因在于，法律强调证据，这种纵向的垄断协议往往需要纸质证据，但却很难拿到。这次有媒体就揭露，为逃避反垄断调查，有的豪车品牌开会都是口头传达，不准经销商带纸笔记录。

“之所以等了六年，才走出对豪华车企垄断处罚的第一步，这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前几年相关部门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不强，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以为，后者的因素可能会更大一点。”刘克江说，选择在6年后向外企发力，这里面蕴藏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因素。

棱镜门事件后，国家安全意识觉醒

这一点，在斯诺登事件后，中国政府对微软等IT巨头的调查体现得更为明显。

刚刚过去的7月底，专案组对微软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四个经营场所，即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成都的分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

“拿微软开刀完全符合世界潮流。”刘克江说，在欧洲，像微软这样的行业巨头一直是欧盟反垄断执法的重点关注对象。而且，欧盟、美国在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上，比中国更为严厉。过去十几年，微软因不当使用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优势地位，欧盟多次对其进行了处罚，开出的罚金总额超过20亿欧元。

“但微软并不会服软。”刘克江说，所以，它才会连遭欧盟的反垄断调查。这次中国版的调查，和微软在欧洲的官司有相似之处，始于企业举报，涉嫌垄断，“搭售”和“兼容性”是调查重点。

而在此前，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便规定国家机关在信息类协议供货强制节能产品采购招标中，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统。这份采购名单适用于所有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

8月4日，国家工商总局还发布了一条措辞严厉的声明，正告微软要遵守中国法率，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案件调查。

刘克江说，前一阶段，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轮胎企业进行“双反”调查，而中国政府也在调查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垄断行为，这种两国间的经济博弈是两国贸易间的常用手法。

不过，这么连续而密集的外资反垄断调查，已经不是单纯的中美贸易纠纷或者商业竞争那么简单了。

今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的报告，认为棱镜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内容基本属实。

这份报告显示，思科、IBM[微博]等公司已深深扎根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旦发生网络攻击，政府、企业和个人的通信系统都存在安全 洞。而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内，苹果与安卓手机操作系统被称作“数据资源的金矿”。

事实上，棱镜门事件中，最初爆料的英国媒体后来加料称，受此事牵连的微软所做的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多，它不仅向政府提交了数据，还允许情报机构绕过加密过程，从近乎微软全部主要服务中收集数据。

2010年，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曾对IBM在中国的“智能地球”项目发出过“危及国家信息安全”的警告，但IBM这个项目仍在中国各地多个重大项目工程中标。但现在，包括建设银行、胜利油田在内的多家央企、国企已经有意识地不再采用IBM的小型机和系统了。

侵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自然会付出代价，无论曾经有什么样的政府关系。记者梳理了一下，微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起伏不定。1993年，比尔·盖茨第一次来中国时，受到了不客气的批评：“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你刚来，有太多东西不了解，你们的很多做法不合适。”到了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曾参观了微软总部，并且“家访”了比尔·盖茨的私人豪宅。

其实，在棱镜门事件之后，政府对微软等外企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工商总局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调查，以及工信部力挺国产操作系统，电脑厂商开始做出回应。8月1日，戴尔[微博]宣布与中国自主研发操作系统品牌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合作，今后戴尔在商用电脑系列产品预装中标基于Linux的麒麟软件操作系统。

“或许，在华外企意识到，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进来，让中国元素成为重要内容，这是他们重新获取中国政府信赖的重要条件。”刘克江分析。

而苹果是另一个必须要啃的硬骨头。苹果的Ipad曾是两会的标配。7月底，就在苹果公司承认公司可以通过电脑获取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后，中国博客之父方东兴就呼吁公职人员禁用苹果手机。方兴东[微博]的提议获人民日报微博的推荐，这一呼吁就像是投石问路。

事实上，紧接着放出的消息是，包括ipad、ipad mini等10款苹果产品都已从今年7月的最终政府采购名单中去除。而戴尔和惠普[微博]的产品依然在列。

去IOE化，中国IT企业奋力直追

微软、苹果、IBM的“失宠”，正是去IOE化提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IOE,是指以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为代表的数据库体系，这三个海外巨头从软硬件多个维度垄断商业数据库领域，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金融等命脉企业大都采用IOE架构的数据库。

事实上，去IOE化最初是由阿里巴巴[微博]提出来的。今年，阿里自主研发的移动操作系统阿里云OS首次入围中央机关政府采购名单中。这份采购清单上，虽然微软的 Windows系统依然在列，但“中国队”的比例明显增大，其中不少都是首次入围。

在经历“棱镜门”以及iOS泄密争议的背景下，安全性成了阿里云OS入围的关键。而这一点，也是当初阿里决心去IOE化的主要目的，“大家想想斯诺登事件吧。”阿里去IOE战略的实施者周宝方说。

这个战略的实施，阿里用了四年时间。最初，他们发现，阿里花五六百万买的IBM小型机应付不了“双十一”这样的大场面。

当IOE的这些高帅富设备解决不了问题时，阿里决定换个思路，用云来处理淘宝产生的大数据，以支撑业务量爆发式增长。

“做这个事情要耐得住寂寞，你碰到阻力都会告诉你很难，要放弃很容易，如果要一步一步走下去，要内心足够强大。”在完成了去IOE后，周宝方这位腼腆的工程师平淡说出这番话，其实是在回应某些人的质疑：CIO们怎敢如此轻率，随便用学生的习作替代老师的产品。

关键是，五六百万只能买来一个很小的单元，“如果按阿里业务增长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们相当于给某些厂商打工了。”周宝方说。

当周宝方他们最终把替换下来的IBM小型机当成纪念品摆在淘宝大厅时，他们发现在这个艰难过程中，很多技术和人才积累下来了，这些人才是阿里重要的竞争力核心之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今年，政府层面去IOE的决心更加明确。不久前，中央政府采购网近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赛门铁克、卡巴斯基等国外安全软件被排除在了2014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商名单之外，同时政府采购部门批准了360、启明星辰、冠群金辰、北京江民和瑞星[微博]5个反病毒软件品牌入围，均为清一色中国品牌。

7月，李克强总理考察浪潮集团时，浪潮高管直接建议政府大力支持国有云计算厂商。更早之前，计算芯片、超级计算机、3G网络制式、手机操作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国产化的呼声一直都在，不少已经落到实处。

后“棱镜门”时代的反垄断调查和去IOE化，不光深深地烙上了网络安全保卫战的印记，也刻上了中国IT企业奋力直追的脚步。

本报实习生 万汶柳 杨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