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刘锐

【内容提要】本研究展现了社会化媒体条件下全球复杂性的形成机制，公民借助社会化媒体实现了对国家的逆向监控并日益组织化，现代国家更采取了种种措施对社会化媒体进行监控，削弱其复杂性并将其制度化。信息传播技术既为普罗大众赋权，也为国家提供了更强势的信息控制工具，使得已逆转的信息权力发生再逆转。

【关 键 词】全球复杂性；制度化；社会化媒体

一、自我衍生的互联网对公民效能的提升

互联网系统最初是美国军方开发的一种分布式信息系统，用以抵抗敌方的武装打击，即使信息网络的某一点失效，也不影响其它联网计算机的工作。随着互联网的民用化及商业化，更多种力量交织使得它非常难以被控制。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互联网成为公民监督国家的一种手段：人们通过运用社会化媒体汇聚弥散在社会空间中的权力，以及互联网自身所具有的自我衍生特性，与国家力量进行博弈和协商。人们通过社会化媒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揭露政府黑幕，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逆向监控的信息权力格局。以至于卡斯特认为在现代社会，国家受到的监督比公民受到国家的监督更多。然而他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由于技术的机构化与商业化，官方和公司结盟并进一步控制了互联网，因此信息监控的权力格局再次发生逆转。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互联网的这种自我衍生特性所带来的全球复杂性是如何形成的，人们又是如何利用这种复杂性来进行社会抗争的；同时，国家又是如何利用它的技术优势来监控社会、维护其统治稳固的。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互联网具有自我衍生的特性。主要表现在：1.这一技术对一系列潜在任务所能施加作用力的广泛程度显著，能够通过ICT中介的人际传播影响大众传播；2.它对一系列任务的适应性较好，具有多种媒体表现形式；3.新的参与者掌握这一技术的难度不高，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操作界面越来越人性和友好，使得大部分网民都能使用；4.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得人们利用这一技术的便利度提高；5.不同社会网络与阶层通过社会化媒体的联结使得互联网将任意变化传递给其他人（特别是非专业人士）的可传递程度高。[1]

社会化媒体的这一系列特性有利于互联网自我衍生系统的形成。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系统，首先是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系统具有“突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涌现性”。涌现性是部分被整合为系统后在整体上涌现出来的新的特征，它是系统整体才具有的功能和特性，而这些功能和特性不能由系统孤立的部分简单相加而形成。[2]自我衍生又叫自创生，即自我设置边界、自我产生、自我维持。这种自组织特性使得社会化媒体天生就具有了反抗国家管制、倾向于自治的技术基因。

社会化媒体的UGC生产是网络复杂性的基础。UGC是用户在线生成的内容，它满足了用户自我表达的需求。它蕴含了用户的创造性努力，实现了多用户协作生产内容，降低了用户表达的门槛，丰富了用户的表达方式（文字、图片、视频），具有一定的非营利性。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公民新闻的产生，使得公民在新闻信息的搜集、报道、分析及传送过程中扮演主动角色，参与目的是提供民主社会所需的独立、可信、正确、广泛且相关的信息。因此，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社会化媒体的社会网络传播相比传统媒体来说更具有人际传播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信息的横向传播效率，而不像大众传播那样经历了严格的控制，且主要起的是上传下达的作用。这种横向传播使得信息和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结构洞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之间传播，更有利于社会行动者的组织和串联。同时，社会化媒体还兼有大众传播的特性，在微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条信息经过转发在不同的社会网络间传播，就几乎能实现全网络的覆盖，并且能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这使得社会化媒体具有了即时传播特性，更加难以控制。赵克锋认为，网络的匿名性和非中心化性质使得很难通过一个中心控制台掌握所有用户的信息，由于处理成本的低廉，海量信息不断被搜集、整理、加工和聚合，众多网民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也是主动的信息创造者，这就使得潜在的管理对象数量大大增加。互联网不仅使个体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不断创生着的跨地区网络，这个复杂的网络能产生的问题实际上超过了决策者的想象。[3]

社会化媒体的复杂性不仅来源于它的技术特性，同时，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使得互联网成为自给自足的产业。特别是在大众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大陆，市场化运作为社会化媒体平台的运作带来了自由的活力。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通过互联网发声，这使得网络系统的复杂性大大超过官方体系的复杂性，官方对互联网的管理更是错综复杂。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衍生的复杂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监控格局第一次发生了逆转，即公民对国家的逆向监控首次占据了优势地位，公民借助社会化媒体对国家行为进行监督，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

二、社会化媒体中介的全球社会运动与复杂性的形成

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社会运动的全球化运作的背景增强。社会化媒体对社会运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和阶段。在行动层面，根据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社会化媒体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横向沟通的组织资源；从社会资本凝聚的角度看，互联网有利于社会动员以及跨组织领域的资源分配机制的建立，谈判商定的目标，信息的生产和流通。[4]网络抗议是一种互联网自组织的全球性结构耦合与共同生产的社会运动。[5]在网上社会运动研究中，值得研究的有行动动机、动员形式、组织结构和策略。[6]

对社会化媒体的另外一个重要假设是互联网会通过匿名的方式鼓励人们进行社会参与。网络集群比现实集群更充分地表现出偶发性、匿名性、情绪性等特质，更容易形成集群的冲动。[7]网络的匿名特性使得个人无法在网络中确切得到对方的性格、特质与其所在的场景与情境，使得个人对于他人的存在认同感偏低，因而造成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会因网络匿名性而存在极化现象。但是网络匿名与网络暴力的关系值得探究。集体行动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8]集体行动发生的六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包括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普遍的信条、催化因素（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9]

学界关于社会运动的解释路径有：相对剥夺感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新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在相对剥夺感理论中，Kornhauser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让人际之间容易出现孤立的情形，在此情形之下使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缺乏认同而走向社会运动；[10]而Gurr则认为预期获得与实际所得价值间的差异，会让人较易走向社会运动。[11]这两种取向都强调了社会结构紧张造成的心理失落，在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鸿沟加深的转型期的中国，这种效应尤其明显。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发生在相对弱势的群体上，如果要与掌握资源或握权力的当权者进行对抗，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源和外力支持来达到集体行动的本钱，如此一来，社会运动的领导团队就可以将社会运动的可行性加强，并唤起更多人加入。新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了非物质层次的精神与认同层次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政治过程理论则强调了政治机会与限制是社会运动成功的先决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传播机制，基于社会化媒体的网络集体行动有自利理论、互利和集体行为、认知理论、传染理论、交换和依赖、同嗜和接近、网络演化理论等理论资源可以支持。[12]

从资源动员的理论框架来看，社会化媒体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横向沟通的组织资源。在实名制的社交网络中，人们的参与热情也很高。实名的意见领袖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韩国网络实名制实施后认为网络暴力并非源于匿名制，而是源于过多收集和暴露个人信息的互联网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活动的网民隐私保护权的认识匮乏。[13]同时，网络空间的群体互动环境也助长了网络非理性表达，而不见得是因为匿名。社会化媒体有助于信息的横向传播，以Facebook为例也可以发现，互联网上的失范现象并非是由匿名引起的，Facebook上的集体行动都是以实名为基础的，并且规模空前巨大。互联网事件的暴烈程度是事件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实名反而增加了集体行动中的社会信任以及组织的凝聚力。实名制不一定能抑制情绪性的社会表达，也可能提高表达者的声望和话语权。

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Facebook“就是报纸，就是司令部、实验室——满足你的一切需求。Facebook随时提供需要的服务，直到整个事件结束”。[14]尽管Facebook并没有被设计成一种政治工具，但它却具有这方面的独特潜能。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大学上线一星期，就有学生开始通过将自己的个人照片换成包含政治格言的文字图片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Facebook的群组有一面“墙”，成员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就像论坛一样可以让很多成员参与发帖讨论。活跃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群组取得联系，交换了即时通讯账号、Skype账号和手机号，这样他们可以在线下联系。“人们使用它来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甚至他们对于学校的不满也要表达出来。”人们从一开始直觉地认识到，他们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性格特点，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是在网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社会化媒体曾在伊朗和摩尔多瓦等国引起了所谓的“Twitter革命”。2009年6月，一位名叫妮达的年轻女子因参加反对伊朗竞选结果的示威活动而被枪击致死，这段手机视频被上传到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会化媒体上，并被CNN、BBC等电视台播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妮达被称为伊斯兰殉道者、自由天使、波斯玫瑰等，这一事件成为了这次运动的象征。同时，在伊朗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中还存在信息鸿沟现象，当时Twitter还没有波斯语界面，因此在社会化媒体上转发消息的大都是伊朗的城市居民和外国人，而支持内贾德的农民很少参与到社会化媒体运动中来。为了支持伊朗的社会运动，Twitter甚至宣布将系统维护的时间推迟到伊朗时间的深夜（也有人说是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埃及政府也认为Facebook和Twitter在该国的骚乱事件中扮演了组织角色。在埃及，社会化媒体对“一二五”事件起到了触发作用，2010年6月，一位名叫“哈立德·赛伊德”的小贩因拍摄了官员拥有毒品的视频而被便衣警察殴打致死，有人将他伤痕累累的尸体照片上传到“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伊德”的Face-book账号相册中，并转载了他在YouTube上的生活视频，引发了该国居民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运动。几天后，埃及全国断网，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国际电话将音频信号转化为消息发布在Twitter上，继续对外传递消息。2011年2月，穆巴拉克宣布辞职。

此外，社会化媒体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曝光一些社会现实激起大众对国家的怨恨与愤怒，使得人们对统治者的认同感降低，解构国家的合法性。“社会运动并非源于技术，它们采用技术，但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中介，一种社会结构，有自己的含义。”同时，自我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是一种强调个体自主性文化的生产和社会行动者计划的自我建构。自主传播网络的建立挑战着全球化传媒产业和政府与商业控制的传媒的权力。曼纽尔·卡斯特尔甚至认为，目前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网络社会里公共意识的传播解构所代替。[15]

三、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国家制度化举措

互联网的复杂性导致了当前全球社会的治理面临了空前复杂的境况。亨廷顿认为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立性、适应性和凝聚力也必须要随之提高。[6]Face-book和Twitter在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引起的后果截然不同，就是因为政治制度系统的制度化水平比较高，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够，受制于社会化媒体形成的全球复杂性。

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认为，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强弱又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制度化的程度。他将制度化定义为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17]制度化水平高于参与水平的政治体系可叫公民政体，建立一个公民政体是我们的目标。

而根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国家自身是一个复杂系统。[18]政治系统的特征包括：有自己的边界、受环境的包围、开放性与交互性、内部各组成部分互相依赖、是一个动态系统（有反馈）、层级性。[19]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有两个输入项：需求（demands）和支持（supports）。需求经由环境，穿过政治系统的边界进入政治系统，从而产生“刺激一系统一反应一结果”的过程。支持则包括积极支持和消极支持。凡是有利于减轻系统压力，促进系统自我维持的支持都是积极支持，如纳税、服役；而增加系统压力，促使系统崩溃的支持就是消极支持，如示威、骚乱等。[20]系统崩溃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需求过大，二是支持过小。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而国家政治系统是一个较 闭的复杂巨系统，二者的运作规律不一样。互联网是自我衍生的，可以全球扩张，而国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疆界和人口相对固定，政治制度变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互联网发展的速度。互联网的变化日新月异，国家这一政治系统自身也在变化，但相对于互联网则较为呆板和滞后。另外一个重大差异是政治系统是层级性的，而互联网系统则呈现出一种扁平的结构，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大众进行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依赖政治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稳定。[21]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横向传播的增加使得国家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互联网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国家管理起来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对待互联网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政府的策略是通过实名制削弱互联网的复杂性，让对手变得透明；同时建构严密的法律、自律体系对互联网产业进行规制，并且加大监控技术的投入，建构了国家防火墙和过滤技术，以达到环境的“复杂性缩减”目的。“所谓环境的‘复杂性缩减’就是体系通过增大自己的控制能力来克服环境的制约，环境越复杂，体系也越需要增加自己的复杂性。”[22]

现代科技不仅增强了人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同时也使得国家监控更加无孔不入，网络空间正在迅速地国家化。早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就将每个进入、流出该国或只在境内四处传输的数据字节储存在数据库中，用于国际间监控。美、俄等国对社会化媒体的监视大都用于国际安全以及社会风险监控，社会化媒体上的个人数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中情局的“公开资源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监视着Face-book、报纸、电视新闻频道、地方广播电台、互联网聊天室等所有可以公开进入和投稿的资源。从阿拉伯语到中文，从一条愤怒的微博到一篇深思熟虑的博客，分析人员通常用原始语言来收集信息。他们还会参照当地报纸或秘密监听的电话。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向白宫的高层构建起一幅图景、给出一个实时的监控结果。例如在海豹突击队击杀本拉登后一个地区的反应，或哪一个中东国家已为复仇做好准备的预测。中情局监视着全世界每天多达500万条的信息。

对于中情局来说，类似于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是追踪迅速发展的危机（如2011年4月和2012年5月曼谷爆发的骚乱）的关键来源。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期间，Twitter等社交网络引发伊朗政权震荡，成千上万的民众抗议内贾德再次当选总统的选举结果，中情局自此开始关注社交网络。中情局的“公开资源中心”的分析结果最终会出现在奥巴马的每日情报简报上，几乎每日都出现。在2010年4、5月泰国发生骚乱时，“在一个小时里，关于骚乱的消息在Twitter和Facebook上满天飞。”中情局人员把Twitter消息和有限的报道加以对照，判断出它们中哪些人提供了可靠的信息；选择12到15个用户，对这些用户发布的关于局势的微博报告和手机拍摄的关于抗议的相片进行重点监视。Twitter用户之间也互相监督，当某个用户上传了不准确的报道时，其他人就会指出他的错误。这帮助中情局将范围缩小到它可以依靠的数十条报告。

除了中情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对全球社会化媒体进行了监控。数以百计的情报分析家正研究社交网站上发出的消息，以追踪世界各地局势。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获得一种软件，可以扫描所有社交网站，获得更多数据。据《芝加哥太阳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一种软件，可以像地雷那样“埋入”社交网站，预防恐怖袭击和预知外国暴乱事件。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这种做法让一些提倡隐私权的人士担忧，他们担心这种监控可能影响到网络用户。联邦调查局声明称，他们只希望监管公共信息，不会特别关注与犯罪活动无关的个人或某个组织。

不过，研制这种软件并不容易，开发商需要克服多个技术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计算机如何去“读”。为了找到有价值的信息，软件必须精确理解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内容，比如玩笑或严肃声明的区别。其次，软件还要分析所获信息的可靠性。2012年2月25日，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在网上贴出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2011年国土安全手册，揭示了联邦政府如何监控社交网络和线上新闻站点。他们通过搜索手册里包含大量的关键词和搜索短语，来监控潜在的恐怖主义和即将出现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健康威胁。这些关键词包括：基地组织、攻击、演习、哈马斯、真主党等。

现代科技帮助了国家进行内部监控，其中呈现的是资本与政治的合作。西方国家的企业对外也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John Villasenor的研究《记录一切：数码存储成为当局政府的好帮手》推断，全世界的专制政权很快就能对国内所有语音交流和数据交流进行监视。John Villasenor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局政府记录在其国境内人民所说所做的一切，比如所有的电话交谈、电子信息、社会化媒体互动和几乎所有人和交通工具的活动以及每个角落的影像，在技术方面和财经方面都变得可行。”[23]

数据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与网络监视和审查的广泛革新结合。存储叙利亚一年通话记录现在需要250万美元，2016年只需25万美元。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意味着影像监视计划不久就可以支付得起。据John Villasenor所做的布鲁金论文表明，数据存储成本的快速下降正与专制政权在网络监视和审查的广泛革新结合到一起，而这些通常都会得到美国公司的支持和协助。除了Cisco和HP公司在监视工程中的参与，重要企业从McAfee到Boeing都有向伊朗、缅甸还有其他国家出售过网络监视软件。John Villasenor预计即将到来的是一个专制政权无孔不入的监视时代。

四、我国的制度化手段及其后果

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现代化阶段，表现为权威合法化、政治职能分化、政治参与扩大。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我国目前也面临着两种政治模式的选择，即“技术统治模式”和“大众模式”。“技术统治模式”是我国目前采用的政治模式，表现为保持低水平的政治参与，强调高水平的投资和快速经济增长，并容忍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抑制政治参与，但贫富分化的扩大与政治参与的抑制的化合可能会导致‘参与爆炸’。”[24]而“大众模式”则表现为强调平等但分食一个小“蛋糕”，也可能导致社会崩溃。

亨廷顿认为要使得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必须在“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需要一个短暂的威权时间作为过渡。亨廷顿的观点在国内引起了“新权威主义”学派的肯定。但是新威权主义的致命缺陷是“视经济效益高于一切，为此不惜牺牲政治自由和其他价值取向；以可操作为理由，试图走最平稳的道路，只求急功近利而忽视及长远的价值取向”，[25]其后果就是前文提到的“参与爆炸”，即革命与社会变迁。

为了应对互联网的复杂性，国家能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增加自身的控制能力，包括各种互联网法律以及专门机构的设立，另外就是削弱互联网的复杂性，其措施包括国家防火墙、内容过滤、网络实名制等。国家防火墙屏蔽了海外社会化媒体在中国的服务，对西方的渗透防微杜渐。社会化媒体实名制削弱了互联网的复杂性，客观上起到了抑制政治参与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国家维持稳定的根本对策。因为国家政治系统所遭遇的压力来源于互联网之外——有大量利益诉求需要表达的公民缺乏表达渠道。亨廷顿认为，一旦现存政治制度无法满足新兴的社会势力和精英集团的政治参与需要，再加上国家的权力体系之外的社会集团有强烈的参政要求，就可能引起社会变革。[26]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精英的结盟，但是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国家需要将这些参与需求纳入到制度化之内予以消化和满足，维护政治系统的动态稳定。

社会运动在西方是一种组织化、合理表达诉求的方式，组织得好就是一般的社会抗议，一旦失控就会变成骚乱。如2011年的英国骚乱，但这些都不威胁其统治本身，反而是避免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动态平衡机制。政府会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将抗议的程序、方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赵鼎新认为，“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27]而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常常采取用钱“维稳”的方式解决社会抗议，结果造成了越来越多抗争事件的发生。对社会抗争的制度化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标准。

社会化媒体在伊朗、哥伦比亚成为社会骚乱的动员工具，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不足。而我国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军事实力和文化凝聚力。亨廷顿认为，一党制或一党独大的国家更稳定，因为国家制度化力量较强。同时这与我国的官本位文化也有关，中国公民视政府为父母，所进行的抗争也只是为“承认”而抗争，并非为自然权利抗争。中国公民需要的是社会公平，对于利益的要求并没有那么强。赵鼎新也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众多，但中国社会在短期内绝没有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结构性条件。而且在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集体行动中，中央政府一般担当的是调停角色，而不是集体行动的目标。政府对一些集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理只会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28]社会化媒体主要在我国发挥的是参与政治和社会表达的功能，而非引发社会变迁的触发性因素。

赵鼎新指出，寡头政体更容易出现革命性动乱，因为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寡头国家所拥有的传统或神授的合法性已经不合时宜；此外，寡头政体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寡头能够决定他人前途，因此形成官员只对上负责的风气，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有能力的人难以进入决策中心的状况。[29]而国家政治的稳定又格外依赖军队和警察。寡头政体下一般都是大众社会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彼此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得不到协调。社会中层的力量越来越被削弱，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壑日益加深。而权威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政党和成熟的官僚体系，能够应对社会的复杂化趋势。他认为“从理论上说中国所面对的社会不公与官员腐败问题能够在威权国家的框架下通过加强社会再分配、加强法治和官僚体制而得到解决。”

在我国，互联网也被纳入了国家监控的范围内，用于维护和控制国内秩序。在互联网方面，建立了国家防火墙、网评员、审查备案制度、关键词过滤技术等等。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与互联网洁净，但同时也带来了关于言论表达与私人空间等问题的争议。我国对社会化媒体的数据监控主要通过社会化媒体的实名制来实施，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监控的成本，与公民身份证库进行比对，快速锚定“社会不稳定因素”言论发表者的个人身份。国家对社会的监控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利，使得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但是国家权力侵入私人领域也会带来公众的恐慌。

我国的网络传播现象纷繁复杂，互联网自身也是一个复杂性系统。系统是由互相关联的、能通过传送和反馈回路彼此影响和彼此控制的部分组成。控制论研究系统中的不同部分之间的通信联系如何使它完成复杂任务，以及如何对来自内部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与适应。由于传统媒体的失灵，网络表达在我国的系统传播中占据着反馈回路的地位。在互联网架构的通信系统中，基于网络的社会表达会向中央政府发出改革的信号，但是同时也伴随着噪音——即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谣言以及冗余。但是网络表达作为一种反馈机制，是有利于社会系统的整体健康的，相反，在高度 闭的社会系统中，一直保持绝对的静态平衡，缺乏反馈回路，就会导致社会溃败和系统崩溃。而一个开放的、动态平衡的系统则会实现动态稳定。

系统的反馈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消极反馈表现为一个指示着系统出现偏差的错误信息，系统会及时做出调整，减少或抵消偏差。消极反馈对维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状态来说非常重要。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表达就属于消极反馈。而地方政府的维稳逻辑则造成了积极反馈，保持甚至放大了偏差，损害了我国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系统的秩序必须通过系统内外的信息交换来完成。“任何系统只有开放，与外界有信息交换，才可能有序；与外界无信息交换的 闭系统，要使之有序是不可能的。”[30]一个国家要想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持续与公民社会展开互动。社会化媒体实名制会抑制社会表达，影响社会化媒体的系统反馈功能。

受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限制，中国目前还无法形成一种建立在均衡的利益表达和有效的利益协商基础上的社会动态稳定机制。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各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只能借助于其所能整合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不计成本地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进行管制性控制，从而形成了“为稳定而稳定”的“摆平”式维稳模式，即所谓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31]对社会化媒体的严格监管和压制也可能带来“越维越不稳”的结果，决策者必须考虑盲目维稳的后果。压制了利益诉求的表达，就会导致社会情绪的积累而无处宣泄。由于“威权国家往往有政体（国家的性质）和政府合一的倾向”，使得人们对地方政府的抗议常常被上升到对中央政府甚至国家体制的挑战的高度。出于稳定需要，中央政府和国家政体可能意识不到地方政府工作的失误，而是放纵了地方政府对抗议民众的跨省追捕和拘押，社会危机难以通过政府重组的方式得到解决，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流失。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党的威信与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文化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非边疆地区的网络集体行动具体而微，没有过高的政治诉求。人们的网络抗争活动局限于抗议利益集团对平民财产的侵占，抗议危害社会安全的不公正、不道德现象，以及争取表达自由的象征性的文化抗争活动。这些都是社会的有益反馈机制。公民表达若是长期不畅，就会出现反馈的“输入性故障”，引发社会集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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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8—131页。

[30]赵衍：《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互联网因素》，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67页。

[31]何显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学林出版社，2010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