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竞争的态势日益严峻,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特殊时期,越来多国家和地区开始认识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性,在此背景下,科技领域的竞争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竞争外,已逐步向金融、政策、产业、贸易以及国际政治等高度政治化的领域延伸,而绝不只是技术本身。
透过全球领先的芯片卡制造企业、法国“独角兽”金普斯创始人马克 拉叙斯的新著《芯片陷阱》(2021),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科技竞争案例,这在《美国陷阱》和《隐秘战争》中均有非常突出的体现,三本书的视角不约而同地指向美国的科技竞争手段,这些手段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经过了精心设计。《芯片陷阱》则更为具体而翔实地记录了美国打压科技竞争对手的一整套政策、机制和工具,充分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甚至军事情报网络,在科技领域施行霸权行径。
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开始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由此诞生了越来越多国际领先的科技企业,包括华为、中兴等,这也引起了美国一些政客、科技企业的强烈关注,开始攻击中国的科技企业,夸大其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提交大量限制中国科技企业的议案、行政措施,利用各种手段打击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芯片科技企业。这些都与当时对法国芯片企业的打压如出一辙。
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对于科技企业的打击手段非常丰富,早已建立起国内国际完整的“法律工具”,包括借“长臂管辖”将国内法延伸到国际市场,并通过各类法律诉讼、行政许可限制和出口管制等手段进行打压;另一方面可以看到,美国对科技企业竞争的干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国际惯例,严重破坏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
回到《芯片陷阱》这本书,马克 拉叙斯描述了金普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开创初期即白手起家,经过重重创新挑战,最终跻身顶尖企业,但最终却因为美国设计的“陷阱”而陷入没落的命运。直到现在,核心科技和关键领域大部分仍掌握在美国手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很难取得大的突破,即使是作为“亲密盟友”的法国、德国、日本,其顶尖企业均遭遇过非常规竞争,“长臂管辖”的手段似乎屡试不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表明欧美国家的“逆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企图以此维系自身地位的做法将削弱创新能力,长期看不仅对经济增长毫无作用,而且将加速资本主义危机。
美国在科技行业的非常规竞争历经数十年发展,已经成为打压对手的重要手段,其中包括法国阿尔斯通、空客等著名跨国企业。20世纪80年代,金普斯创建,通过寻找市场差异和技术创新,金普斯开始在单卡四色印刷领域走上前列,成为法国电信买入电话卡产品认证阶段的重要驱动,并在微处理器时代进一步凸显其在芯片卡领域的独创技术优势,在90年代跻身顶尖企业行列。更多的国际资本开始介入,德太投资集团的加入逐渐改变金普斯的发展轨迹。由于德太的一系列并购计划和国际金融的逐步渗透,金普斯实现了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所和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目标,并进入到亚洲市场。但随之而来的是情报机构的调查、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查、美国政治施压等,在这些精心设计的行动中,金普斯创始团队相继被迫离职,公司被逐步肢解。这一切均在美国间谍系统和情报网络中进行,最终使得这家一度被寄予厚望的跨国企业成为法国21世纪首个没落的独角兽公司。
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比较突出的结论:一是美国构建了以《赫尔姆斯-伯顿法》《达马托法》等为核心的所谓“法律框架”,并与时俱进,衍生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云法案》等,法律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二是美国“长臂管辖”的基石是美国仍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美元霸权和跨国公司运作上巧妙地打入竞争对手的内部,通过情报、信息、技术等进行渗透,最终逼迫对手就范;三是美国实施的长臂管辖并非单一的政府行为,而是集合了情报部门、智库、国会特别委员会、政府部门以及美国跨国企业等重要资源,各个部门和组织密切配合,不断深化长臂管辖的规则。尽管如此,美国或许短期内能够限制竞争对手的发展,但长期看将丧失更多的市场,并削弱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将原本的优势消耗殆尽。
给予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本书的内容以及结合其他相关案例的分析,深入了解美国长臂管辖的实施手段和策略,尽快尽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防范预案,避免陷入其设计的“陷阱”;二是更加清晰地理解美国长臂管辖的危害,真正运用国际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法律、舆论及其他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反击。金普斯的案例再次告诫我们,美国已将自己的惩罚性立法铺设到了全世界,未来“逆全球化”加剧,国际法与贸易规则的竞争会越发突出,并且更趋复杂。预计随着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将加快演变,美国要维系自身的地位将可能采取更多的打压政策,最终这些政策都会产生巨大的反噬效应,正如美国所实施的超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一样,不仅造成了国内严重的高通胀问题,而且通过不负责任地激进加息等操作,将透支美元信誉。
美国推出的雄心勃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维系芯片竞争地位,打压竞争对手,但这些措施本身就带有“陷阱”。一方面,美国寄希望于通过给芯片制造企业大量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吸引全球芯片产业向美国回流,但这些资金补贴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芯片制造产业链所存在的问题,无助于真正实现芯片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通过补贴来吸引日韩以及欧洲芯片企业,将导致这些企业丢失市场份额,长期的盈利空间也会收窄,最终也不利于芯片的产业升级,很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此外,西方国家内部在芯片产业上也存在比较复杂的竞争,依靠芯片联盟等政策,将削弱这些国家芯片产业政策的自主性,如当时的法国芯片企业一样,将会逐步丧失竞争能力,沦为美国的“附庸”。
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任何的不正当竞争和破坏性政策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创新,反而会倒逼其他国家加强芯片等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进一步推动核心领域的“国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