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某运营商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过去由工信部牵头实施了五次专项行动，主要是给运营商下发指导性的文件，然后按期听取报告：例如关闭了多少端口、处理了多少违规的事件、用户的举报率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由运营商来汇报。而各自网内垃圾短信的总量变化如何、用户满意度到底怎样、有多少从业者为此提供服务，这类数据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由于运营商本身也在利益链中，在这样的机制下，运营商既作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给自己开成绩单，很难说能充分保障用户的权益。

“你问打击效果？单纯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只有把数字综合起来，纳入统一的认知体系进行综合考量，数据和报告才具有管理的价值”。

这一任务，运营商显然难以完成。

运营商的自缚与踌躇

“对运营商的责任要依据事实作理性考量，不能作脸谱化的描绘，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推脱敷衍了事。”在记者走访过程中，一些专家这样说。

这个问题来自于运营商自身的角色定位：它们是通讯基础服务的提供者，为公众运营着短信业务的源头，因此，当垃圾短信通过运营商的网络、在付费给运营商的手机用户间传播时，它们理所当然要对用户的正当权利负责。

“运营商为垃圾短信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取决于它在具体事件中扮演的具体角色。”王锋说，“参照垃圾短信制造的三个环节，当运营商自身就是广告主时，必须承担第一位的责任；当它是发送者时，要承担第二位的责任；而当运营商只是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提供基础服务时，就不能对它过于苛责，而要追究责任的真正源头。”

知易行难，实践中往往没有这么简单。由于自身利益结构的差异，不同运营商对待垃圾短信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家运营商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办事机构，态度也可能大相径庭。郭永宏说：“比如同样在一家公司，面对同样的垃圾短信风险，业务部门和安全部门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业务部门说，我要最大可能地增加收入，只要遵循法律原则，我把安全作为底线去考虑也无妨；而安全部门往往会首要考虑安全因素，首先确保企业的品牌和社会责任得到认可，其次才去发展业务。”

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思路和看法就完全不同。运营商既是短信业务的经营者，又是目前治理垃圾短信的主要执行者，在这种矛盾的缝隙中，自身取得平衡已然十分艰巨，更遑论去调和公众的评说。

似乎是为了回应公众对运营商治理垃圾短信决心的疑虑，2013年11月26日，中国电信[微博]发布《关于进一步从严治理垃圾短信的通知》，宣布先行关闭所有商业短信端口，每个端口在重新梳理客户协议、由集团公司逐个审批后，才能再次予以开放。

这种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壮士断臂”的严格政策，在收获许多叫好声的同时，也得到许多专家的不同意见。

通信业观察者、飞象网CEO项立刚[微博]就评论说：“不能为了根除垃圾短信，就把各种有价值的服务也根除了。”

项立刚认为，治理垃圾短信，技术其实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真正制约垃圾短信治理的瓶颈，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明确—用户向运营商支付了费用，遇到问题当然应该找运营商解决，但运营商终究是企业，不具有执法权，只能在技术和业务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万猛。万猛表示，依照现行的法律框架，在垃圾短信举报案件中，运营商、电信部门应承担举证的职责，然后由执法部门根据举证，对案件进行判定并执法。依照判定得出的案件性质不同，执法者可能是公安，也可能是工商部门。

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法律界定，举证者与执法者各司其职，责任有明确而安全的划分。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一些短信诈骗案例中，曾有运营商自行判定诈骗短信号码后，未报经执法机关处置就直接关闭了诈骗号。随后被关停用户不服，将运营商告上法院。对这种在法理上欠妥的做法，运营商很难举证自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