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正值美国华盛顿樱花绽放的季节，有一位中国科学家，为了一个渴望绽放的梦想而来。她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胡启恒利用此次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的机会，找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负责互联网对外合作的斯蒂芬 沃尔夫。两人一交谈，沃尔夫就笑了，他很爽快地说：“你回去就可以开通了。” 沃尔夫所说的“开通”，指的正是中国互联网。就这样，在得到国内高层批准后，中国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转眼20年，胡启恒已是80岁高龄，中国互联网两天后将迎来20岁生日。

20年里，互联网给人带来太多的惊讶，尔后又迅速将惊讶变为平常。如今的我们，已不会为1997年的第一套免费电子邮件系统惊呼；也不会诧异于200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网民”；甚至将2008年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视为理所当然。

20年里，互联网几乎改写了一切——无论是政治生态、经济脉动还是社会生活。互联网20年的成长史，是中国深层次转变的历史。

“庙堂”与“乡野”再无距离

1995年2月，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纪委信访室，最终将中国的“烟草大王”从高高的“红塔山”上拉下。从三门峡市到北京，大约900公里，这是当年从“乡野”到“庙堂”的距离，而今天，这个距离是“零”。今年4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漫漫长路，变成了鼠标与键盘的几下敲击。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说。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不仅增强了官民互动，也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快捷性、海量性中开辟了网络民意的渠道。

互联网让“乡野”之声闻于“庙堂”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96年9月。当时，“九一八”纪念日临近，北京不少BBS（电子公告板）上，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骤然升温，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这被认为是网络论坛参与政治的较早体现。此后，互联网与政治越发密切。

2002年11月，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一篇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探讨深圳改革得失，引发包括官员在内的上百万网民热议。

热议，只是激起虚拟世界里的波澜，而真正让网络舆论影响事件进程的是2003年。由网络舆论点燃的“孙志刚事件”，让收容遣送制度废止，救助管理办法最终出台。

在惊觉网络的影响力后，网民热情大涨，网络监督成为一种常规化监督手段。从博客举报山西娄烦溃坝瞒报事件，到论坛发帖披露江西省新余市 “出国考察门”，再到微博曝光“表哥”，揭露“房叔”……中国网民将聊天、娱乐的工具，改造成了参与政治的渠道。

“网民意见改变着政府的议程设置，影响国家层面和各级政府的决策。党政领导干部应该适应互联网发展。” 褚松燕说。面对巨大的网络政治需求，中国政府适时“触网”。

1999年1月，“政府上网工程”发起，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有了实质性进展。

2006年3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同年，“我有问题问总理”上线，“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开设，至今仍是民意汇集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