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像百度和蔚来汽车（NIO）这样的中国科技公司都很乐意在硅谷设立研究中心，该类做法让美国经济在获取洞见和就业两方面都能从中受益。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这种合作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分析师保罗 特里奥罗（Paul Triolo）所指出的那样，即将到来的5G电信网络的建设，将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在供应链上做出贡献，而限制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只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在5G这样的领域中“单干”也意味着世界将会采用其他国家地区（可能是中国或欧盟）的治理标准，这对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姗姗来迟的安全保护努力都是不利的。

最后，长期的创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国公司参与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一位美国半导体公司的高管最近告诉我，美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让它们能够接触到中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领域的项目，从而使得美国产品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市场的变化。巴尔干化可能会强化中国人自力更生的欲望，从而导致美国企业效率低下，成本上升，创新减少。他补充说，为了应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出口管制审查的增多，美国企业将不得不在繁琐的合规性程序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可以得到更好的使用，比如用于研发。

我访问的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完美地展示了互通性的问题——以及好处。它的创始人是位台湾人，他在美国接受教育，与美国和中国都有着深厚的联系。许多美国投资者都参与了他的基金。他们孵化的技术大多数都是良性的——让我们所有人能够更容易地在城市里分享自行车或者教育我们的孩子。

许多美国分析人士都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太空竞赛”大书特写。但这种冷战类比并不恰当。就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而言，并没有两个明确界定的、代表国家“队”针锋相对的国家“集团”。”相反，一个由互通的高校、研究人员、供应链和资本流动组成的网络采用来自美国和韩国的一流微芯片，将它们嵌入在来自中国的上等硬件，并让往往不在母国工作的各国人工智能研究者在开源平台上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供所有人查阅。

面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隐忧，美国政府官员有理由果敢地制止该类行为。然而，如果不清楚它们正在解决的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会矫枉过正，扼杀良性技术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负担。

如果美国政府是担心非法向中国政府和军方转移技术的行为，那么它的监管可能会变得既狭窄，又广泛。监管变得更狭窄体现在，美国可以仔细审视寻求获得有助于中国军方的美国技术的中国投资活动（而不是阻止所有的中国投资），并仔细审查中国学生以确保他们不是情报人员，而不是断然阻碍所有的中国优秀学生在这里学习。事实上，美国可以通过向最有前途的毕业生发放H-1B签证来鼓励他们留下来，从而将中国的这种资源为己所用。监管变得更广泛则体现在，欧洲国家、日本和韩国也担心中国可能的技术重商主义和盗窃行为，因而美国可以领导一个统一的阵线来打击该类行为。

树立一堵墙来留住美国的技术，将别人完全挡在外面，并不是正确的做法——美国不该那么激进，而是应当只是给原本良性的国际科技创新网络剪断少数的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