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经营报 于东辉

企业家精神之诚信

“假如我不办企业，跟朋友之间、跟家里人之间，我也会是一个重承诺的人。办公司之前，在学校、在单位，有一些关系挺铁的朋友，他们也认可我的这个品质，性格使然吧。我年轻时喜欢读的是《水浒传》，现在看《水浒传》里宣扬的很多思想我是不赞成的，但是有一条我赞成：就是一诺千金。”

一次采访时，柳传志这样谈他对于诚信的理解。

重承诺是做人做事的底线

闲暇时间，柳传志喜欢参加一些朋友组织的联谊活动，其中一个就是“泰山会”。泰山会里有个规矩：泰山会一年有两次活动，如果请假，不管什么原因都要罚款。第一次请假罚款1万元，连续第二次请假，罚20万元。

柳传志此前每次活动都会参加，但是今年的两次活动，由于极特殊的原因，他都无法参加。还在第二次活动刚刚开始筹备的时候，柳传志就对秘书说：“你先把罚款打过去吧，别等人家张口了。”柳传志回忆说，上次因为缺席而交了20万罚款的是马云。

柳传志认为不管做什么事，规矩定了，不分是谁，都得拉下脸来执行，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要不你别定，定了你就坚决做，要不你就把这制度取消，做不到的事你别加在制度里。总而言之，国家定法规，企业定制度，不是越严越好，而是一定要能实现，否则就真的是欺负老实人。”

熟悉联想的人都知道，在联想有一条铁律——迟到罚站。这种做法从创办之初一直坚持了30年。“我们有过这样的体会，在联想创办之初，大家都说忙，开会总有人迟到，会就没法开。于是公司就定了一条制度，迟到者如果没有请假，要罚站一分钟，大家把会停下来，静静的看着他，那种场面就像默哀一样，非常难受。”柳传志说。

早前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柳传志曾详述推行这一制度时的尴尬：第一个罚站的人是我的一个老领导。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我坐了一身汗。我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家去，给你站一分钟。”不好做，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这三次都是他在实在无法请假的情况下发生的。

守时，已经作为诚信最基本的分子融进联想的企业文化里，而在这一细节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柳传志和联想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说到做到。

诚信会带来确实的好处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但4次得到邓小平的接见，还上了电影、写入课本。

那是一个对市场和现代企业管理尚且懵懂无知的时代，那是一个仅凭胆量和一点点改变冲动就能成就豪杰的时代，那是一个从国家到个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求出路、但又对出路充满怀疑和畏惧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马胜利这样的企业家被国家意志捧上神坛，又被市场力量迅速淘汰。

现在回忆起那个草创的年代，柳传志认为，能够站住脚跟，最后一路走下来的，都是那些讲信誉、重承诺的企业。

他掰着指头数下去：“王石、张瑞敏不也是84年的吗?南存辉好像也是。鲁冠球要早一些，任正非是87年的。那个年代办的企业，做统计的话，大概几千家就算很多了，最后倒的还是数量很大的。凡是能存活下来的企业，创业者能煽惑的还是少。鲁冠球是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人，王石、张瑞敏也属于这种人。”

柳传志回忆起自己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的一段经历。

1992年，联想从香港进口原器件，然后在国内组装成机器。当时是在香港的中国银行贷了港币，回到内地赚了人民币后，再从进出口商那里兑换成港币还给银行。那一年年初，联想跟进出口商谈好了换汇的汇率是1：8，可到年底的时候，人民币暴跌，一下子变成1：12，于是进出口商不肯遵守先前1：8的兑换协约。为了按时还钱，柳传志硬是按照1：12的汇率兑换了港币，按时还给中国银行。“当时我们大概亏了一百多万块钱，1992和1993年的时候，一百多万块钱的净利润对我们也不是小数目了。”

那一年，因为汇率变动，当时几乎没有一家企业按时还钱，于是当联想去银行还钱的时候，连银行都非常吃惊。

后来，1996年，联想出现大亏损，股票也跌得很惨，但即便如此，由于之前良好的商誉，中国银行还是照样贷款给联想，确保了联想资金链不断，正常运行。

“当然，即使什么好处都没有，你也应该讲诚信，因为你自己得跟自己说得过去，这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反馈。社会上人和人之间，如果都讲诚信，生活就会多一些轻松和愉快。你知道我和太太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柳老突然孩子似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迟到。我们家出去玩，她以前老喜欢差几分钟下去，这个我就不能容忍。她说这你有什么可着急可生气的呀?玩本来就是轻松的事嘛。我说别的都可以，但这条是底线，你不能碰!”

企业家应该推动社会诚信化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至今对一个镜头记忆犹新：美国街头，柳传志从酒店大堂急匆匆地出来，然后向停在马路对面的大巴跑过去。

“你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毕竟柳总已经不年轻了，而且是中国的商业领袖。”程虹说。

那一次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赴美交流，大巴上坐的都是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柳传志因为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不能提前太长时间下楼，而企业家们乘坐的大巴车因故没能停在原定的大楼门口，而是临时停到了几百米外的地方，他不顾身份地在大街上发足疾奔，是为了不打破自己给俱乐部立下的“不能迟到”的规矩。

然而程虹讲述这个故事并非只为感叹柳传志的诚信品质，因为其背后是涉及国家诚信的大命题。

“西方世界接受中国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任何一个企业的负面个案都有可能被放大为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企业家俱乐部就是为了扭转西方世界这种偏见而走出国门，向国际传递中国商业的正能量，从而也为中国企业营造一个健康的营商环境。”

柳传志就是这一行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程虹回忆说，俱乐部那个时候最多要在一座城市一天举办7场活动，而柳传志会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活动，同时，通过出访，柳传志更希望能够把中国企业家的诚信精神带到西方，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的这个群体。

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之所以提出要弘扬诚信为主的商业正气和提倡契约精神，其实是一个意思，公信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没有信念，没有追求的国度是没有希望的国度，我们每一位企业家都要为此做出努力。”

柳传志认为，提升中国的社会公信力，政府和企业都是负有责任的。社会不诚信，是因为有的企业、有的官员不诚信。“影响到社会诚信，官员诚信当然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官员的诚信就是，你在法律面前对谁都一样。然后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对外要诚信，对内要求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开口，就是我将来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其实有些事情他没有经历过，不知道诚信也是要付代价的。我当时多付了一百多万元给银行，可那时候我也不会预料将来会有回报。”

“我个人作为一个企业的创业者，跟政府都是把话谈在明处，都是清清楚楚，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我不做违心事，我就这么为人，所以和政府的关系也很融洽。

企业家精神之社会责任

2007年，柳传志应邀动笔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是100年后的中国人：

“我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叫联想的企业的主要创始人。联想1984年初始的时候只有20万元的资本，到了2007年，我们已有600多亿元的总资产，旗下公司的总营业额1400亿元，有3万多名员工。我之所以说明这一点是因为企业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企业家就必须除了关心自己的业务，关心自己的员工以外，还应关心政治、关心经济、关心社会，除了关心中国的，还要关心国际的。”

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办好

在联想控股的会议室里，悬挂着一幅书法字，上面写着这家公司的愿景，其中第一句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这种企业的责任感对于柳传志这代企业家来说是真实而坚硬的，这来自于他们对国家历史磨难的切身体会和实现振兴的长期渴望。

柳传志的女儿柳青在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写一篇老师布置的作文，作文的题目是《做大树还是做小草》。柳传志偶然看到了题目，就说：应该做大树。女儿反驳说：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做小草。柳传志想了想说：还是应该做大树。

多年后柳传志再次为记者讲到这个故事，他解释说，做大树，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大树支撑的。什么是大树?什么是小草?能够给很多人带来价值的事业就是大树，如果只给自己创造财富，即便积累再多财富，也只是做小草的事。

柳传志的人生抱负，由此可见一斑。

柳传志出生在长江边上的镇江。沿江东去500里，便是南通。上世纪初，弃官从商的张謇在南通办企业、建社区、搞公益，推动国家的立宪运动。不仅在当时，即便百年之后，学者仍将其尊为中国企业家的典范。

对于清末民初的企业家事迹，柳传志耳熟能详。但他认为张謇身上带有太多官府背景，不能算真正的企业家，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出现在民国之后。

对于卢作孚，他的感受是：极应受尊敬，实际很凄惨。

卢作孚在民国时期开创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民生公司，同时开展“北碚”，用企业的利润去建学校、建体育馆、建图书馆。抗战时将整个公司的运力都投入到抢救国家资产的行动中。解放后从香港回到内地，却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含冤自杀。

柳传志敬佩张謇、卢作孚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但他同时认为，企业家是个有担当的社会群体，这个担当，首先是对企业的担当，进而才能谈到对社会的担当，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你不能不想着，你一个人出事了，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影响。企业家应该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中的代表性人物，应该肩挑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但他们应该先做好自己的企业，才能完成其他使命。我不会做对企业不利的事，不会说对企业不利的话，但我也不会做违心事、说违心话，这是我的底线。”

2011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大会在青岛召开，大约有40多位民营企业家参加。作为理事长，柳传志特别提出了“探讨这个组织的核心任务”这一话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确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体现?企业行使社会责任的底线又在哪里?

据当时参会的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女士回忆：当时与会企业家讨论的非常充分，最后得到的共识也相当统一，几乎全票通过，即俱乐部应该以“弘扬商业正气，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社会化、推动经济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机构使命。

在程虹眼里，柳传志所力行的社会责任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努力创造社会财富，用商业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第二是利用公众平台，帮助更多企业在商业理念和方法论上取得进步。第三是通过国际交流，消除认识障碍，为中国企业争取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

“通过自身的践行和努力，积极倡导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湿润社会空气。”这段写在联想控股官网上的话也许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准确注解。

推动商业环境的透明化也是社会责任

“文化革命时，我家居住的院子是中国银行的宿舍，东屋的邻居是个‘右派’，特别低调小心。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圣母军’。其实，‘圣母军’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这位妇女到处跑，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后来就疯了，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因为打派仗被抓起来活埋了!”

上面的故事是2012年10月，柳传志在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时讲的。事实上，在那段时间，记者在不同场合都听过柳传志讲这些故事，那一年重庆刚刚更换了地方领导人。

柳传志相信，一个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政治的清明、法制的健全。如果整个社会的环境不好，企业做好也是天方夜谭。“只有社会好了，自己的企业才能好。就像现在我们在房间里摆了很多空气清洁器，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好了，但你一出门，外面的PM2.5还是那么高，你还是受污染啊。”

柳传志多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利用这一身份，柳传志也多次向政府建言改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他甚至排到百度两会代表热搜榜的第一名，被网民誉为“敢说真话的代表”。

对只能说，却很难做，以至于不能做的事情，他兴趣不大，甚至反感——这是柳传志一向为人做事的风格。

谈到社会责任，柳传志甚至表示，作为企业家，让自己的员工过得幸福就是社会责任。

但柳传志注定不是把目光拘于一家一室的人。2014年，在进入到70岁这一年，柳传志应邀到成都参加一个活动，他讲演的主题是《我的70年与未来》。他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进行总结与展望。在讲演中，他着重提出对当前社会治理的思考：“一是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执法是最重要的，特别强调这一点，否则把法律定得那么严，但执法时却有选择性，所有的人都会感到不安全，而且会把思想弄得很混乱。二是公平公正和效率要两条腿前进。两极分化以后怎么办?比如通过税收合理的使用，让弱势群体得益，要改善中国，更高的目标主要是解决弱势群体，但是不把前面的生产力解放，就解决不了。所以先解决做饼的问题，再解决分饼的问题。”言之切切，足显心之拳拳。

我们回到2007年那封信的结尾，柳传志问了百年后中国人两个问题：“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这100年间会不会有巨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给中国甚至是世界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没有，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中国在2107年是不是世界强国?排第几?”

100年后，会有人来回答这位老企业家充满忧虑和期盼的两个问题吗?

记者眼中的柳传志：正身行事 律己服人

2012年10月的一天，柳传志请专栏作家雪珥吃饭，我作为雪珥的朋友一起参加。那时，雪珥刚刚推出研究晚清改革史的新书《国运1909》。

早前已有耳闻，柳传志喜欢和作者交流，如《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柳传志好读史书，看完了还喜欢跟人讨论，自言特别想跟写书的人讨论，他认为这些书确实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历史，无论是对政府的公职人员，还是对做企业的人都会有所启发，书里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人们去对比参考，从中挖掘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道理来。

早闻柳传志对守时要求的严苛，所以那一天晚饭虽然约在6点半，但我还是提前40分钟到了饭店，没想到柳传志几乎前后脚的进了包间。

那一天柳传志穿着休闲，兴致很高，一进门就和我先聊起来。柳传志早年毕业于西安的一所军事院校，也算是一段从军的经历，因此身上总能看出些军容风范：比如坐姿挺拔、声音洪亮。作为一名老记者，我曾在多个场合采访过他，对他的脾性还有一些了解：柳传志走路、说话都很急，但回答每个问题时都会认真思考、从不敷衍。说话直截了当，坦率、真诚，有一说一，不会遮掩。像很多老人一样，如果是非正式场合，见了面，他会先问你的年纪。如果你答是1962年的，他就会说：哦，立南(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也是62年的。那情形就像一个家长总是不自觉地想到自己的子女。吃饭时他一直在劝：你们多吃!你们多吃!保健医不让我吃这些东西。

那一天在饭桌上柳传志和雪珥谈的很尽兴，他们分析晚清改革失败技术层面的原因，臧否风云人物在历史关头的影响，也探讨历史经验对今天社会发展的镜鉴。柳传志甚至对雪珥这个初次见面的年轻作家聊到自己的身世、家庭、爱好……兴致高处抚掌大笑。

可以说，柳传志的身上带有时代和人生凿下的所有痕迹。他谨小慎微，却又大刀阔斧;心机重重，却又真诚坦率。他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坚定的维护者，但对所有的新思潮却又给予了充分的包容，甚至支持。

一篇刚刚在网上热传的报道写道：“2014年，联想30岁，柳传志70岁，加起来刚好100岁。”

柳传志会如何理解这寓意复杂的100岁呢?

1984年，改革开放已进行6年，尽管世界已经向信息时代迈进，但经过劫火焚烧的中国商业文明却完全处于蛮荒状态，国人对商业的陌生、对世界的认识甚至落后于百年前的张謇时代。好在世界已经不再是百年前的世界，中国商业迅速开发、起步、成长。于是柳传志和他的战友们便在这种内界与外界、现实与历史严重脱节的环境中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商业拓荒。

事实上，1978年后中国企业的复兴与新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一直未能解答企业家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命题，企业家们重拾“产业报国”的意愿，在“困难无其数，从来不动摇”的坚定理念下前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柳传志这样的长者，曾经身历国家的磨难，对国对民抱有拳拳之情，也绝非惺惺作态。如柳传志自己所言：乡下孩子富起来了，就总不忘让父母多享享福。

这也是本报在推出寻找中国企业家精神系列报道时，选择柳传志的原因。

话接开头，在那顿饭局的两个月后，柳传志应邀参加本报年会并发表演讲。我作为柳总的接待者不敢怠慢，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会场。一进门，发现联想控股的工作人员已经站在那里，见我惊骇，便笑着解释：“柳总听说今天有大雪，怕路堵迟到，昨晚已经住进这家酒店了。”

正身行事，律己服人，柳传志正是用这种最朴素的道德要求，来批注这个时代早该正视的商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