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和运营商之间的拉锯战，余额宝和银行之间的你来我往，直至今天的央行叫停，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一旦威胁到通信、金融等领域时，后者常常以市场竞争之外的方式进行自卫————但是这种被动滞后的自卫手段在正常的竞争秩序中并不能保证它们胜出，也很难促使它们进行真正的产品服务和模式的创新。

事实是，越怕金融秩序受到扰乱，越怕对市场的监管难度加大，越怕用户的安全和权益受到侵害，于是就用一纸命令叫停封杀，最后现实的结果就越朝期望的方向发展，计划始终追不上市场的变化，大包大揽的调控永远不可能比得上市场的自我调节。

道理如此，但类似的情景以后或许还会不断上演，还会持续很久。

无论是双马，还是其他靠互联网起家乃至更普遍更广泛的中国企业家们，他们已经遭遇或将要遭遇的是远比褚时健那辈人更严峻的挑战。

柳传志一句“在商言商”引来无数争议和批评，然而实际上，相比拥有国资背景的联想，更多的中国企业家都无法轻松地说出这句话、做到这句话，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并不允许仅仅“在商言商”，在商业背后还有更多更错综复杂的利益和关系需要他们去平衡考量取舍，面对这样的冲突，他们往往是弃子与落败者，几乎很难有胜算。

这大概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更沉重苦闷之所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