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二：让民企更容易得到贷款，有助于中国的大众创新。

公共部门缺乏洞察力、愿景和商业经验，无法了解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也没有足够的洞察力选择恰当的合作伙伴。国有企业选择的一些项目也无法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提高。

相比之下，私营企业拥有更大优势，因为很多CEO已经成功创建了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谋略。私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技术本身的复杂度，而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挑战则在于商业判断力和洞察力。

所以，中国可以大幅度调整银行融资安排，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资本，使大量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提供给民营企业，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当然，金融业也要有商业头脑和经验，要有能选出有成功潜能的企业的慧眼。

观点三：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

19世纪初期英美生产力腾飞，人们很开心，专心地工作，非常满足。这并不是因为科技进步，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商人不断创造、开发出新的产品，这些成功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不是科学上的创新。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造新事物，商业部门唯一能做的就是运用，完全不相信商业领域也可以创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相信商业领域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创新，对于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观点四：创新不等于高素质教育，创新需要冒险。

19世纪美国在商业领域的创新是一种文化，一些价值观激励了创新，人们对创新感兴趣，乐于创造新事物。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创新浪潮迅速消退，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又开始出现。

广泛的教育对创新很重要，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创新主要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群。但很高的教育背景并不等同于优秀的创新条件，就算有极高的受教育程度，也并不一定有创新的火花。19世纪美国商人主要在农场、城镇的工厂和办公室工作，一样有很多创新。

创新必须有足够的洞察力。光有创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到创新。创新是极难的，既需要新产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预见用户喜好，而这要靠经验而得，所以你无法期望一名刚毕业的清华大学学生可以一蹴而就，虽然会有例外。

家庭价值观可能会阻碍年轻人从事具有创新冒险和挑战的职业，这个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同时，企业家很多时候不得不任人唯亲，这样也会影响创新。

中国人很重视知识的作用，很多中国学生学习很投入，但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在孤独思考过程中找到一些原创的洞察力、非传统解决方案，中国人到底多大程度上愿意忍受这样长时间的孤独，脱离他的朋友圈和家庭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多大程度上愿意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所以，对于怎样才能推动创新，我有个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中国人应看看价值观里有什么内容阻碍了创新。或许可以要求中国的母亲跟孩子说：“别去公营部门捧铁饭碗，要去私营部门冒险，去自己执生。”

注：埃德蒙·费尔普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2006年因“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繁荣》一书的作者。在《大繁荣》中，费尔普斯集中研究了“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这样几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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