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不接受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阿里巴巴转移去美国上市。

阿里巴巴估值逾千亿，如果能来香港上，不但有助香港重夺全球新股上市金额最多的金融中心美誉，还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渠道，协助新兴经济运作模式的公司上位，推动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并为人类作出贡献。

可惜，香港的很多评论员看问题都很表面，只简单地把“合伙人”制度，视作早年外资设计出来的“AB股”制度。“AB股”度的不合理处，是“B”股的股东不用投如“A”股一样多的钱，却有“A”股一样投票权。这种安排令一些家族企业，可以用少量资本就可以控制整间公司，对小股东不公平。但阿里巴巴要求的并非这种特权，而是在提名董事局成员时，有一定的比例需合伙人提出。至于这批董事能否获委任，得交股东大会通过。

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特权。但这只是资本主义既有的价值观的角度所看到的答案。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出钱多少决定拥有股份多少，所以每股平权，以方便用投票的方式，去决定公司的管理权(选董事会)与利润分配权(按股份比例派股息)。但公司可不是单有股东就可以打造出来的，还得有人的创意与劳动，在资讯科技行业尤其如此。把资讯科技公司的命运交给只晓得买股票的人去决定，不但对营运者不公平，对小股东也没有好处。

在欧洲有些国家，完全没有股份的工人，也有一定比例的董事会提名权，可见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要求有董事会的提名权，也有一定的道理。公司是他们打造出来的，他们已给出资本的人有一定的权利，难道出力(包括脑力)的人，就不可以保留一定的权利，我们的评论员为何这么热衷去维护“资本霸权”？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正好对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带来一定的冲击，让日常的营运者也可以在董事会上有一定的话语权。这个缺口一旦打开，只会令到社会更公平，令日常参与公司运作的人，也可以真真正正成为公司的持份者，而不只是一个虚名。

他们是社会新生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不单应在董事会上有话语权，还应该有公司利润的分享权。这样，社会的财富才会分配得更合理，贫富悬殊的程度才能减轻，内需才能支持经济持续增长，产能才不会过剩，金融制度才不会异化；而更重要的是，当实际工作的人在岗位上有更大的自主空间的时候，他们不但更能作出正确的决定，还会在工作上有更大的满足感，令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施永青 中原集团创始人、中原集团董事兼AM730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