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执法缓冲，或者先礼后兵，“约谈”本身无可厚非，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当“约谈”成常态，或者只见“约谈”不见“鞭打”，则更像是向违规、违法行为示弱和妥协。

近日，深圳市消委会发布《深圳市信息消费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其中最让消费者不满的是各运营商制定的“套餐流量剩余部分按月清零，超出部分另收费”的套餐方案。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消委会同时向运营商隔空喊话，称其为“霸王条款”。针对此事，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将于4月1日约运营商谈手机流量套餐问题。

不知从何时起，“约谈”成了相关主管、监管职能部门对付涉嫌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新式武器”，比如，针对有关企业涉嫌垄断、暴利或违规涨价，发改委惯用的手法就是“约谈”；个别官员违纪问题被举报或者曝光，也时常可以听到已经被组织“约谈”的回应；流量清零“霸王条款”遭质疑，有关部门同样祭出“约谈”之招。

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约谈”，或核查事实细节，或商讨应对办法，或做劝导、说服等思想工作，或提出建议乃至警告，否则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有点类似于城管“温柔执法”的意味。当然，从实际效果来看貌似还很管用，或出于“给面子”，或出于“识时务”，也可能出于“顾大局”，被“约谈”对象往往都比较“听话”。

据称，上海市消委会同市通管局多次约谈相关电信运营商，当地电信、移动、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已分别制定以季度为计费周期的流量套餐。不难预料，广东通管局即将于4月1日进行的“约谈”，肯定会有所收获，而绝不至于无功而返，具体结果当然尚需拭目以待。不过，让人纳闷的是，明显的违规、违法，何以不见法规亮剑，常见“约谈”出马？又何以法规难发威而“约谈”很管用？

我国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更为明确细致：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套餐流量剩余部分按月清零，超出部分另收费”，跟“严禁自带酒水”、“开瓶费”之流，可谓是一丘之貉，明摆着的“霸王条款”，却没有监管执法部门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说“不”！

诚然，作为一种执法缓冲，或者先礼后兵，“约谈”本身无可厚非，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当“约谈”成常态，或者只见“约谈”不见“鞭打”，更像是向违规、违法行为示弱和妥协，让政策、法律靠边站，那么，政策、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必然会受到损害。

“霸王条款”长期称霸的事实也清楚地表明：“约谈”治标不治本，管得了眼前和个案，管不了长远和普遍性的问题。此局面不改，也难免会让依法治国沦为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