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想模仿硅谷，甚至超越硅谷：班加罗尔被称作印度硅谷，都柏林和柏林被视作欧洲的硅谷，中国的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硅谷，而台湾、香港甚至是深圳南山都有打造自己的硅谷。然而，班加罗尔还是那个班加罗尔，柏林还是那个柏林，至于中关村则早已没落。比起加州政府，印度、中国和欧洲对它们的“硅谷”扶持力度更大，但为何加州以外再无硅谷？

原因在于这些模仿者们都缺乏甚至没有硅谷所拥有的“灵魂”。这正如乔布斯的高中同学迈克尔 莫里所说，“真正赋予硅谷爆发般创新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是一群与这些概念完全相反的、深受嬉皮文化影响、头上插花的狂热分子。”

1960年代的历史密度巨大，冷战的核威胁笼罩全世界，而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激进文化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也逐渐升温。军用科学技术成果在美苏军备竞赛中爆发式地增长，与60年代高校学生们追求的进步思想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和碰撞。

当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技术天才们获知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在越南上空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激光导弹或胡德堡飞行器训练系统时，他们开始反思科学技术的应用，成为了引领反文化运动的嬉皮士：打着“要做爱不要作战”的旗号，他们唤起了心中和平主义的伟大理想；留着披肩长发，衣衫褴褛，他们吃着“罗马餐”终日研究禅和易经；疯狂地服用着LSD致幻剂，他们在披头士和感恩而死的摇滚乐中醉生梦死。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帕洛 阿尔托，是美国最具奇幻色彩的文化大熔炉，这里有琼 贝茨与感恩而死乐队，痴迷于电脑的学院怪人，也有国防大企业的阴谋。”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 罗萨科在《从顿悟到硅谷》(From Satorito Silicon Valley)中这样写道，“只有托马斯 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才能传神地描绘这个迷乱、庞杂而喧嚣的世界。”

1967年，一个名为“解放你”的地下激进学生团体已经拥有了上千名成员，吸引了许多渴望脱离保守大学氛围的年轻人。一年后，“解放你”发起了一场校园内的教育激进革命，宣布成立“自由大学”，开设了一门混杂了计算机语言、黑客技术与左倾激进政治思想评论的课程，名为“如何终结IBM的垄断”；1968年，终日辗转于反战集会、嬉皮士天体派对和药物体验的斯图尔德 布兰德(Steward Brand)一时兴起，办起了名为《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嬉皮激进技术文化杂志。37年后，乔布斯在那场2005年斯坦福迎接毕业典礼演讲中，充满敬畏地将《WEC》杂志称为“前互联网时代的纸质谷歌”以及“70年代硅谷技术一代的圣经”，并谦虚地称自己成功的部分秘诀就是1974年终刊号扉页上布兰德亲自撰写的那句口号：“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约翰 麦考夫的统计，包括苹果、思科、SUN在内，至少有23家硅谷高新企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个由《全球目录》发起的技术嬉皮俱乐部：“俱乐部开创者关于爱、共享的初衷最终成为硅谷历史洪流中一个重要但不起眼的脚注，然而这股力量在被资本招安后，最终却改变了美国经济，进而重塑了全球人类社会的劳动与生产方式。”

而迷幻癫狂的表象下，是嬉皮士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和企图通过技术进行夺权的反叛欲望。

斯拉沃热 齐泽克在《暴力》中将这一代技术流嬉皮士定义为“自由共产主义者(liberal communist)”，而他们企图(且成功地)通过个人创新技术打破国家和大企业技术垄断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企图打破自由平等主义思想和冷酷的科学技术思想之间矛盾的尝试。齐泽克在书中没有提及乔布斯大名，但乔布斯显然是“自由共产者”的典范：“自由共产主义者不想只做利润制造机。他们希望他们的生活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他们反对老式宗教，却向往灵性和非告解式的禅修。”无独有偶，乔布斯从他iPad上下载的唯一一本书，就是Paramahansa Yogananda写的《修道者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

可见，硅谷精英对禅和神秘主义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绝非任何政府招商引资的产物，而是在历史密度和重力下产生的化学反应。而作为硅谷精英的乔布斯，之所以能造出让用户上瘾的产品，是源于他对禅修神秘主义理念的强烈自我认同感，而绝非对用户体验的盲目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