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自2008年以来，有关部门明明知道TD-SCDMA的效果“惨不忍睹”，但是为了维护决策者的“一贯正确”形象，官方数字却始终宣称TD-SCDMA用户占3G总用户数量的“一半以上”。实际上，任何明眼人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周围的使用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但是，也正是这种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的作法，使这些部门就像《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曹一样，越来越陷入了自己先前谎言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近年来，他们就完全不顾基本的科学事实，宣扬“TD-LTE是TD-SCDMA的自然延伸”这又一谎言，企图在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维持“TD-SCDMA英明决策”的假象。或者说，强令采用TD-LTE制式的选择，完全是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政治需要。

4G政策应尊重市场的选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国民经济中，必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作用更好发挥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通过市场竞争决策。由此，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到底是技术为市场服务，还是市场为技术服务？毫无疑问，电信业正常的产业价值链应该是：消费者在市场上有需求，运营商为市场服务，设备制造商为运营商服务，技术研发则为设备制造商服务。

但是，从中国推行TD-SCDMA的过程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错误决定的根本原因，就是违背了最起码的市场经济规律，甚至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在力推TD-SCDMA的过程中，其产业价值链完全倒置为：设备制造商为技术研发服务，运营商为设备制造商服务，消费者和市场为运营商服务。虽然前两个环节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压力在国有企业实现，但是最后一个环节中的消费者和市场，行政命令是无效的。因此，无论中国移动从2008年到现在如何努力，其经营效果都必然“惨不忍睹”，上万亿的国有资产，不可避免地“打了水漂”。仅从这点看，中移动被迫接受TD-SCDMA牌照是百分之百的政治需要，这犹如“皇帝的新衣”。中国政府大力扶持自主3G标准的决定是错误，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政治责任。

至于去年底强行推出的TD-LTE，不仅缺乏明显的市场需求，而且其网络优化也尚需时日。尤其在3G网速基本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即使是4G网速的优势本身，也已经成为推广其应用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4G的网速优势并不突出，未必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对于网速具有较高要求的视频内容，用户却难以适应其流量消耗速度，并进一步反映为消费者对4G资费的不满。 “4G挺美，但真用不起”，这些媒体和网络上对于4G资费的种种调侃，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联通和电信在重重高压下被迫上马TD-LTE，不过是为了满足有关部门的要求，以此换取FD-LTE牌照的尽早发放。所以，他们对于TD-LTE的推广，实质上是做给政府部门的姿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中国的4G之旅将绝非坦途。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无论是3G还是4G，都是国有资产，任何投资或者收益都属于全体人民。这些网络所耗费的动辄上万亿投资，与实现全民公费医疗所需要的1600亿元相比较，其资金应该投向何处，其道理已经不言自明。数年前强行推动TD-SCDMA，已经造成了人民财产的巨额损失；而这次强令推广TD-LTE，更是很可能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如是，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就是，中国的4G政策该如何向所有资金的提供者—普通的民众负责？

本文系对阚凯力教授“中国4G未来发展趋势”话题的录音整理，并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