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黄晖对于这一修改略感遗憾。“因为驰名商标，在其本国的驰名度也非常重要，应该将那些在本国并不出名，只是到了中国后才打出名气的商标区别开来。”

不过，黄晖也表示，对于这些规定，也不必太绝对化，不应该要求每一条都达到规定的条件。

事实上，意见稿第十四条也对此予以了明确。该条载明：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应当综合考虑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和本规定第十条所列各项因素，但不以满足全部因素为前提。

门槛不是越高越好

在董葆霖看来，要想真正正本清源，就必须采取低标准，而不是高标准；就必须打击抢注和傍名牌，解放企业被威胁、被胁迫去注册的状况。如果仍然采取高标准的话，就势必还会继续出现恶性膨胀的情况。

董葆霖表示，目前有些专家仍一味强调申请在先原则和注册原则，不仅已脱离了现在的国际环境和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条约，而且也同我国的现状相违背。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04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商标增长量是世界的46.8%，而2010年至2011年，我国商标的增长量进一步蹿升，达到世界的61.8%。

“去年我国商标申请量达到200万件。这是个什么概念？日本是20万件左右，美国是30万件左右，而欧盟也不到30万件。”董葆霖指出，大量的新注册商标，实际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发展情况，而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大量的恶意抢注，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在所有45个大类进行全方位注册。

“而这种增长又为商标评审部门带来大量案件。搞得我国的行政资源异常紧张，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企业资金的浪费，因为他们要花很多钱去解决这些案件，去请律师，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据董葆霖估计，按照正常的申请量，我们每年的实际需求也就是45万到50万左右。“因此，我们不应把驰名商标的标准定得过高，要求过严。”董葆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