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大洪先生的《中国网络媒体与网络传播年终专稿（1994——2013）合集》，眼前影影绰绰地浮现出2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蜿蜒曲折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大洪在新闻传播学界是从事互联网信息传播研究的一位标志性学者。他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最早的关注者、研究者、参与者。他本人似乎就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的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学术符号。

大洪先生面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事件、曲折、变化、探索，都留下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年终专稿仅仅是大洪先生众多研究成果中的一个部分，但具有的连续性、综合性等特点，使其成为学界和业界每到年底期盼阅读的一份中国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具有提示和启发意义的学术文档。

大洪先生的这一年终专稿合集不仅是追溯中国网络媒体和网络传播演进的历史文本，也是瞻望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呼唤宣言。读着这些平实真诚富有思考的文字，我真是在感慨，感慨中国互联网走过的20年是何等的艰辛，又是何等的壮观。

我和大洪相识于1997年，那时互联网还不像今天这样为人们所熟悉，所依赖。大洪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我在华声月报社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创办华声报电子版。大洪先生所在的研究机构是从事传统媒体理论和实务研究的，我在的新闻机构以出版传统的印刷刊物为主体业务，我和大洪当时似乎都开始行走在本行当的主流工作领域之外，进行着一个前景极其朦胧的探求。

但是就是在这种朦胧的行走之间，却同时感受到互联网对我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职业使命感的召唤。

我记得大洪曾几次到我们的报社访问调查，深入细致地了解华声报电子版工作的运行细节，听我们讲述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感受，同时告诉我们他了解的网络技术应用的新信息，和我们一起讨论网站运行的策略。为了深入了解当时媒体网站的运行，大洪甚至直接承担华声报电子版新闻栏目的编辑工作，他每天按时提交新闻，做得一丝不苟。

我记得和大洪一起随中国早期网络传播管理机构的官员，对中国最早的媒体网站进行调研。那时互联网不是主流的事物，大家白天都在忙自己的职业工作，晚上聚集起来，走访调查，深入了解这个近乎飘渺的新事物。每到一处，大洪都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专心致志地记录。隆冬深夜，我们结束考察，赶乘地铁回家。

我记得和他一起参加早期的中国网络传播的研讨会。1997年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的研讨会，会议名称居然是“97’ 全国电子报刊经营与发展趋势研讨会”，“互联网”都没有在会议的标语中出现。之后是1999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网络媒体研讨会，那个研讨会连个会标也没有，当时几十位做网络新闻传播的媒体人坐在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不分行政级别，不讲媒体大小，没有座次顺序，大家济济一堂，各自谈着网上工作的感受，像是在说着太空行走这类完全没有重力感觉的经历。那两天杭州大雨，我和大洪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都是火车而来，火车而返。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那时，我们对互联网的认知是何等的肤浅。

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学习知识、信息交流、生活娱乐、商业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连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兴致勃勃地用IPAD玩网络游戏了。仅仅20年间，生活因互联网而改变，社会因互联网而改变，就连我们每个人都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重新寻找着自己生命的时空方位。今天中国互联网网民的总数已经超过6亿！智能手机的拥有量已经占到全球智能手机总量的四分之一！互联网已经像电力、交通、能源一样，成为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互联网的技术应用正在日益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正在受到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已经与互联网这个伟大的科学创造建立起超越时空维度的密切关联。

如今，影响信息传播模式改变的三个重要技术，已经日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第一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它拓展着信息传播的自由时空，使得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以实现。今天6亿互联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者已有5亿之众，网络信息传播的物理通道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