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初生的婴儿而言，20年意味着他可以正式行冠礼；对于一新立的企业而言，20年意味着它进入了成熟期；对于历史并不悠久的互联网而言，20年却意味着天翻地覆。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简称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至此，中国成为国际上第77个正式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到今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的光阴。

当下的中国，无论是偏远山区的民众，还是一线城市的精英，但凡社会里的群居者，都或多或少地被互联网进入中国所掀起的浪潮所波及。互联网对于许多个体、家庭与机构的改变，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彻底而深远的”。至少从现象上出发，作为一种工具的互联网已经成为6亿网络生活中的“水与电”，成为一种基础设施，这也使得断网几乎就意味着“惩罚”或“囚禁”。并且，这样的趋势还在不断蔓延，网络将吞并所有的人群，此并非什么值得惊叹的预言。

将互联网看成一种工具，并无大碍；但如果只将互联网看成一种工具，那必将在互联网普及和演化的洪流中被冲垮。技术、自然与人类，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带来的将是世界秩序的重构。凯文 凯利尝言：“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与传统将技术与人类生命对立的观点不同，凯氏主张人与技术的融合，并预言技术与生命的重叠将不断增加：一个“失控的世界”正在到来，一种新生物的文明正在出现。

凯氏20年前的预言在今天正在渐次成为现实。那些原先对互联网不屑一顾的人业已受到了惩罚，那些虽然被动卷入了互联网，但依旧将互联网看成是一种工具的个体与组织——— 无论他(它)现在多么强大——— 未来也将会为自己的迟滞付出代价。互联网的接入，首先意味着信息垄断时代的离去，其次则开始宣布机遇、资质与合法性垄断的消解。电子商务的崛起成功挑战了原先的商业模式，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出现，同样在对传统金融垄断格局说“不”。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互联网每作出一次挑战，初期都有大量失败的牺牲者，但低廉的成本和如潮的试验者，终究会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垄断堡垒的顶峰。

在互联网时代，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能换来同行鄙夷的目光，扁平化的、碎片化的、网络化的观念，才能制造新的机遇。不按既有规则出牌，跨界混搭，多彩甚至无厘头的想法，成为各个业界出奇制胜的法宝。当然，互联网改变的远非我们的经济、生活图景，它对政治、社会的改变也同样深远。

传播学者师曾志创造了“新媒体赋权”概念，意指互联网赋予大众更多的表达权。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点，公民的发言不再需要借助大型传媒机构；由于互联网无限的开放性，传播范围可以远超报纸广播电视；由于互联网天然鼓励互动，信息汇聚、观点交锋、行动酝酿，也纷纷成为可能。对于身处互联网时代的官员而言，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受便是：网络实在太“可怕”。

20年前，互联网在中国仅为初生，但20年后，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项事物，一种观念乃至一种秩序。但必须声明的是，互联网天然对时间不感冒，时间意识的缺乏是互联网及其互联网滋养一代的重要特征；或许恰恰是因为互联网对时间的“无感”，所以格外强调空间的扩展。正如今天以8090为主的互联网一代，十数年来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网络本身很少在其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球性的、个性的事物，则时刻吸引着这一群体。

互联网没有春夏秋冬，互联网也没有黑夜白昼。线性的时间意识必须让位于网状的空间意识，时间在互联网世界里是潜移默化的，全球网络层面的交互则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在网络或者不在网络中的个体与组织。我们深刻地感触到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内容采编、发行渠道、经营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冲击。但现实并不会让我们拒斥网络，相反，过去20年的互联网发展历程警示我们：变革早已开始，变革才刚刚开始。只有拥抱网络，只有适应网络，只有接受互联网对我们世界的改变，我们才能获得新生。就此而言，不仅是报纸如此，所有的个体与组织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