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消费国，却并非手机制造强国，处于产业链低端。据了解，Window手机发展初期将定位在中低端市场，将是对中国国产品牌的直接冲击。即便中国手机制造商转向生产Windows手机，仍需要支付每台16美元的Windows软件使用费，是微软专利打压的直接对象。

因此，不能认为政府的干预这是一种封闭倒退。事实上，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整治专利投资行为。当市场失灵、无法通过企业的力量解决时，只有司法或执法部门有能力进行必要的纠正。去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向议会建议认识专利投机的危害性、启动相关立法，而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开始研究建立相关法律和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更应该认识到，并购中保护民族品牌是首要任务——即便不能从中受益，也绝不能因之受损。

中国不能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在知识产权运用和商业化程度上，我们是‘少年儿童’，人家是‘硕士’，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一德道出并购将在中国产生的最大风险，“比如四号救济方式，在欧洲美国是行得通的，在目前的中国，很困难，阻力很大。所以，要采取事先防范和事先预估，效果会好得多。”

在马一德看来，这是一次“对商务部反垄断机构、对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机构，甚至对国家发改委反垄断机构的一个考验”，政府要有态度，商务部要慎重。

诚然，中国不能当旁观者。在业内人士看来，通讯是国家战略产业，在看到隐患之时，政府要不惧伸长手，不惧可能招来的壁垒保护质疑和被扣上“经济民族主义”的帽子。因为还没到完全放开市场自由的时候，各个国家都在极力对国内市场和产业进行保护，所有的开放，都是有管理的开放和有保护的开放，对于还没玩转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中国，尤其应该如此。

适当的行业舆论“搅局”被认为是正确的选择。在许多法律专家和行业人士看来，此事无需保持神秘，应该让决策层听到民间的声音尤其是品牌的声音，多方面考虑并购案中的“隐性条款”将造成的后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或改进外资并购在中国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

“事先谈好价码”将是中国不二的选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詹昊总结说，“商务部必须做一个前端的控制，这从执法的成本和执法效率，以及执法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来说，都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据悉，今年2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已经代表手机厂商向发改委提出高通涉嫌歧视性定价和垄断高价的报告。目前，发改委已就此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