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两条报道，一条的标题是《四川宜宾公交燃烧 唯一死者为嫌犯》，另一条标题为《余杭中泰打砸事件 53名嫌犯被刑拘》。其实，不仅从词语结构来说，“嫌犯”一词是个怪物，而且这种称谓也不文明、不合理，甚至涉嫌侵犯相关人士的名誉权。

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两条报道，一条的标题是《四川宜宾公交燃烧 唯一死者为嫌犯》，另一条标题为《余杭中泰打砸事件 53名嫌犯被刑拘》。

笔者通过仔细查看官微“宜宾公安”和“平安杭州”发布的信息得知，“嫌犯”一词并非来自公安机关发布的信息，而是有的网站编辑在为转载的相关报道重作标题时弄出来的。到网上搜索发现，如今使用“嫌犯”的报道还有很多。

“嫌犯”这个词，内在矛盾，本身就不能成立。它是一个偏正式合成词，“犯”被“嫌”所修饰，可见“嫌犯”也是“犯”。但令人不解的是，既已为“犯”，却还仅仅是有犯罪之“嫌”。表示可能的“嫌”与已经定性的“犯”，怎能硬捏到一起？

“嫌犯”，接近于“嫌疑犯”的简称。而“嫌疑犯”这一称谓，在上世纪就被敏锐的学者指出不妥当，因为它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笔者1998年暑假到一家报社实习，就被编辑告知不能在新闻中使用“犯罪嫌疑犯”，而应使用“犯罪嫌疑人”。

昨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两条报道，一条的标题是《四川宜宾公交燃烧 唯一死者为嫌犯》，另一条标题为《余杭中泰打砸事件 53名嫌犯被刑拘》。其实，不仅从词语结构来说，“嫌犯”一词是个怪物，而且这种称谓也不文明、不合理，甚至涉嫌侵犯相关人士的名誉权。

其实，不仅从词语结构来说，“嫌犯”一词是个怪物，而且这种称谓也不文明、不合理，甚至涉嫌侵犯相关人士的名誉权。

“嫌犯”称谓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污名化。在事实并未查清的情况下，先定性为“犯”，难免会降低嫌疑人的社会评价，影响嫌疑人的社会形象。疑人有罪，则直呼其“犯”，未免武断、鲁莽，侮辱当事人人格。更严重的是，凭借这种有罪推定的思维行事，就很容易导致在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定的情况下仓促断案，从而造成冤假错案。

从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在如何称呼犯罪嫌疑人方面能够得到启示。港台地区常用“罪嫌”来指称“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可谓“犯罪嫌疑人”的简称，被修饰的是“嫌”，无疑比“嫌犯”更可取。在指称涉嫌暴力犯罪的人时，港台地区常用“凶嫌”，这个词也值得一学。

“嫌犯”错用，反映的并非汉语水平问题。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习惯的破立问题。那个“嫌疑犯”漫天飞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其残存的影响还很深，破除旧思维、旧语汇还需要时间。此外，这也是一个法治观念的问题。如果那两则标题的作者法治观念强一些，应当会知道犯罪嫌疑人也有名誉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等法律常识。

除了“嫌犯”，“疑犯”等词汇也应当停用。在事实不清的时候，将相关人员称为“凶手”也失之过早。其实，法学界早就在为“犯罪分子”改称“犯罪人”而呼吁了，理由是“犯罪分子”含有贬义，并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应当说，这种呼吁折射出更加文明且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只有养成了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我们办事、说话才能合乎法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