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下半年，浙江某重点大学毕业生宋飞在招聘网站投递简历。12月初，“市场研究公司专员李华”发来邮件，邀宋飞加盟。李华称，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在大陆投资的外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宋飞的工作是搜集中央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资料和撰写调研报告，报酬在2000元-5万元不等，高质量报告奖金丰厚。

宋飞先后接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行业重组、能源产业发展等10项“调研课题”，他通过学校图书馆、论文期刊数据库、校内学术讲座等渠道搜集资料，向李华提交多份“研究报告”。其间，李华曾让宋飞到他所在高校台湾研究所搜集两岸关系材料，但宋飞不熟悉台研所的人事和情况，没能做成。

李华的要求逐渐深入，他要宋飞积极培养人脉，从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学者那里抓幕后、听观点，“拉关系的钱全由公司出”。2013年1月，宋飞着手报考公务员，李华表示全力支持，为让宋飞全心备考，还暂时停掉“调研课题”，并提供每月3000元生活补助。李华还对宋飞报考的基层公务员岗位提出异议，因为“对公司获取信息没有帮助”，建议报考省级机关、智囊和研究部门。

上述安全官员对《环球时报》表示，鼓动境内学生报考省级或国家公务员、安全部门、军情机要等涉密岗位，是境外情报机构的惯用手段。案发后宋飞承认，李华是“放长线钓大鱼”，将来会要求他提供更多内部机密信息。

高校“窝案”令人心惊

据统计，2012年以来，仅由该境外情报机构实施、证据确凿、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的网络策反境内学生案件，就有近30起，遍及中国大陆十余省市。有接近情况的匿名人士告诉记者，之前境外间谍也对年轻学生下手，2012年以来校园案发率上升，“这些机构越来越不择手段，利诱对象包括未成年人”。

《环球时报》记者梳理近年相关案例发现，涉案学生初期防范意识薄弱，中后期无法克制贪念，且对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认识不足。目前，有效的安全观教育在校园和社会缺失。记者进行简单的网络搜索，仅能获得极个别境外情报机构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当代案例，且信息简单，难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网上倒是流传着一份2009年上半年出现的“中国民间防间谍不完全手册”。这份来源不明的手册介绍了当代间谍活动的基本手段，以及美国、欧洲、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和留学生的策反思路，一度受到热捧。

传统上，情报机构主要靠金钱利诱，以情色或经济问题要挟，许诺未来和个人成就，以及通过冷战时期相当管用的意识形态诉求等手段勾连策反，被发展的本地情报员负责搜集、刺探、窃取、分析信息，其中部分人负责前方人员和后方总部间的信息传递，术语称“交通”。情报员也会策反他人，拓展情报来源。

网络策反学生的案例中，境外情报机构主要以积极兑现酬金的形式吸引和黏住学生，兼以要挟等手段，但不见面。涉案学生多数是个体行为，较为恶劣的案例中，境外间谍会诱导、建议学生发展自己的同学。2008年四川成都某高校就发生一起“窝案”：本科生吴某通过Skype找英语聊友，结识自称“外籍华商”的境外间谍。吴某介绍同学冯某加入，冯某又在校内论坛发布招聘广告，吸收同校研究生刘某、赵某。4人均在联系初期即觉察到对方“网特”身份，但仍签订“保密工作合同”，先后提供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大量内部期刊资料，其中包括多份“秘密级”刊物。案发时，4人共获得报酬4万余元。

国家安全不容微小隐患

通常，境内涉案学生短期内能接触到的核心信息和人员都比较有限，多数人案发时尚未造成严重的现实危害，有关部门强调，对“认罪悔过态度较好”的年轻学生要教育挽救。对此，国内安全部门官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其他社会人员涉案情况不同的是，若发现学生犯案，有关部门往往会第一时间警示学生，要求其中止与对方联系，而不会刻意放线，这么做“全部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2011年湖南湘潭曾发生一起性质较为严重的策反案，涉案人年仅16岁，但作案情节包括窃取政府文件和为境外间谍传递加密资料。这名安全官员说：“境外间谍机构利用年少懵懂的未成年人去做明确构成犯罪的‘交通’角色，非常恶劣。”

最初，这名涉案的张姓高中生在网上谎称自己毕业于军事院校，境外间谍主动与他接触，要求提供部队内部文件。张某收到对方汇来的400美元后，编造了一份“演习计划”，但难以蒙混过关。张某于是改口称，自己真实的工作单位是教育局，之后根据境外情报机构要求，他先后组织多名同学进入教员办公室，窃取“红头文件”。

按对方指示，张某开始接收快递包裹，并对包裹内夹藏的存储卡内加密资料进行处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环球时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这些资料是一名被境外机构策反的我重要单位人员出卖的涉密资料。

案发时，张某总计收取报酬约合人民币2万余元，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国内有关部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张某年龄较小，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拥有未来，“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他进行了从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