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关于生活的诗，这首诗只有一个字，网”，在有“天才与首相摇篮”之称的牛津大学里，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生动的开篇拉开了第四届“北大-牛津-斯坦福网络法律与政策年会”的序幕。
3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张网。然而，处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公共管理与法律规制也面临着失控与挑战，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让互联网+融入城市的命脉，创新与管理重塑着社会的规范，应该修订怎样的语法才能让社会健康发展？这场大腕云集的国际高端研讨会，尝试着给出答案。
11月23日至24日，牛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安妮 戴维斯（Anne Davis）、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斯坦福大学商学和法学教授迈克 克劳斯纳（Michael Klausner）和腾讯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艾文博（Brent Irvin）等法学界大咖集聚英国，与中美欧三国其他顶尖研究者，就互联网如何解决数字鸿沟、推进创新创业、加强网络法律规制等议题进言献策，试图勾勒出一幅安全稳定的网络世界图像。
互联网+：改变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深度
北京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分别作为中英美三国的最高学府之一，此次集聚了跨越三大州的顶尖专家。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互联网+”发展战略备受瞩目，发展分享经济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
腾讯公共战略研究部总经理、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司晓博士称互联网不仅仅与经济相关，“互联网+已经开始改变公共服务的内容和深度。”而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马隆（Phillip R. Malone）教授和莉萨·欧莱特（Lisa Larrimore Ouellette）教授也是不吝赞美之词，“互联网+”战略带动了网络强国战略和大数据战略，中国政府对宽带和4G网络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经济的发展。”在互联网+的连接下，智慧生活创造了更多美好。
微信：让再小的个体也能实现梦想
互联网+战略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给城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还可以改变贫穷地区的数字鸿沟。“减少贫穷，我们做的很微小，但是很重要”，对此，与会成员们都发出由衷的认可。Facebook的非洲负责人感慨：连接对生活多么重要。从2011年推出的即时通讯应用到如今的智能生活方式，微信的社会角色与功能今非昔比。在改变数字鸿沟方面，微信有大力量。
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司晓通过一段视频，向参会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侗族大寨里的互联网+试验，展示了微信是如何开启一个封闭村庄古老的大门，通过信息沟通推动乡村连接世界的进程。更重要的是，让村民在网络世界中，实现与家人交流的刚需，获得幸福和期待。
在过去，“大喇叭”的沙哑声是信息的唯一来源，而如今视频会议走进了村民自治的集会；在过去，村民挑担徒步，吆喝买卖茶叶（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而如今，互联网开启了村庄的“电商”模式，降低成本的同时更扩大了销售渠道。连接，让数字鸿沟更狭小。
创新：并非所有颠覆都是坏的
我们经常被称为中国的Uber，但其实我们不仅仅是Uber，我们也在引领一系列的创新”，滴滴公司副总裁张贝自信地开始他关于“管理与创新” 的演讲。从智能互联网平台兴起、通过大数据的深入挖掘与移动网络的算法来整合城市闲散交通资源的“专车模式”，以共享经济的名义为中国的公共交通发展带来机遇。
然而随着市场的壮大与发展，“互联网+交通”的政策制定与监管问题也面临重重困局。面对交通部门1800份专车意见，张贝表示滴滴选择温和地向政府靠近。“很多意见都是冲突的……我们选择一种配合的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转变自己决策的态度，我们也在呼吁新业态的创新，有更加智慧的监管方法。”
腾讯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艾文博（Brent Irvin）鼓励大家理解技术创新，互联网是为了解决问题，“管理不能影响创新，因为并非所有颠覆都是坏的”，他坦言道。互联网的创新使大众进入“线上模式”——网上支付、网上社交、网上政务、网上信息等，给线下生活提速。但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诸如隐私、安全的担忧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给各国政府互联网管理带来难题。管理与创新，需要在提高社会效率与保证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携手前进。
规制：用更大的包容保护利益相关方
网络新技术将与人们休戚相关的一切都聚拢在这张巨大的网中，要想让破坏网络生活质量的糟粕“疏而不漏”，“急需加强互联网的法律与制度建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互联网法律中心主任张平在会议上强调，“否则，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未来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法律纠纷。”她谈到开放共享平台的管理，传播作品的版权问题是未来可预见的难题。事实上，阿里巴巴、唯品会等有海淘业务的企业正面临着商标权的挑战。
北大教授王锡鋅对网络新技术的发展也有着辩证的思考：很多证据表明网络新技术在信息贫困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负面影响。其打造的新产业，会在社会商业形成新的圈子，引发利益冲突。然而，他认为，中国决策者要考虑平衡冲突的利益群体，不要零博弈，而要平衡。“因为支持一方就压制了另外一方，需要和平共存，用更大的包容保护利益相关方，让他们参与立法”，在他看来这是寻求法律规制与公共建设最大公约数的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