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低调做事的神州数码和它的领头人郭为，最近一段时间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2000 年从联想拆分出来、以传统IT分销业务起家的公司，迎来了1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战略转型。神州数码日前将分销业务拆分出来在A股上市，之后郭为的所有战略重心都将放在智慧城市这个让他酝酿多年、热血沸腾的领域中。最近，神州数码正在和本溪市进行智慧城市的相关合作。在本溪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记者发现郭为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神州数码，中国智慧城市专家”。郭为说，智慧城市就是万物互联的未来城市，虽然大家对新事物的理解总要有个过程，但一定会实现，这是不可逆的。“我们之所以现在敢于向智慧城市挑战，是因为我已经给前面那个阶段划了一个句号。现在的我终于放开自己，绽放了。”
智慧城市能治好大城市病吗
环球时报：智慧城市到底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郭为：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批评有人为什么不把垃圾倒到垃圾箱里面？经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其实是因为有些垃圾箱摆放的位置不合理，人多的地方摆得不够多，老百姓就会把垃圾扔到外面了，如果垃圾桶和人的居住区域是匹配的，就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智慧城市实现的首要条件是万物互联，最基本的就是先要为每个物体都安装一个传感器。无论是危险品处置、水源地检测，只有让万物可以被感知，信息可以被采集，才能进行数据分析，最终服务老百姓，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环球时报：如果把互联网更多地应用在农业、大健康等领域，将如何改变这些领域存在的根本顽疾？
郭为：智慧城市是互联网在城市管理和服务上的应用。我们还要把互联网应用到农业、制造业、健康领域，这是我们现在大的布局和战略。比如农业大数据。今年初夏，媒体报道了一件事。在安徽出现了水稻严重减产的问题。原因是这个地方出现了持续一周的40 度高温，可这种种子是不能连续超过两天40度高温的，超过了植株就会死掉。但种子厂在销售种子时，不知道这个地区的气候环境，买种子的人也没有注意到种子是有适用边界的。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农业大数据的缺乏。大数据能帮助实现精准农业，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率。比如，这个地方用什么种子更适合土壤，应该施多少化肥，多少农药，应该用什么办法提高产量等。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在杨凌建一个全国的农业大数据中心，把几百万个农民和上万个农业的供应者，都放在这个平台上。再比如，我们将和中国肿瘤中心搭建一个中国的肿瘤云，把一些肿瘤医院接进来，形成大的电子病例数据库，为老百姓提供早期肿瘤诊断服务。只要输入一些常见的参数，计算机就可以分析出你得某种肿瘤的概率，根据这个再去做筛查就更有针对性。有了这个数据，对药物的发明、治疗方法的改进，都会提供一些帮助。
环球时报：智慧城市未来能治好大城市病吗？比如能否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
郭为：很多人寄希望解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交通甚至污染问题有一个灵丹妙药，但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智慧城市可以为缓解大城市病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但大城市病形成的因素很复杂，解决过程也是复杂的，涉及到法制、观念、管理体系等多方面。比如，拥堵问题牵扯到整个城市的规划，包括路网体系是否合理等等。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共享共治”？社会的治理方法一定是需要多方参与的。
像稀土提取一样，掌握大数据的采集和利用方法最重要
环球时报：智慧城市听起来很美，但在实际推广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阻碍？
郭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未来城市的概念。一个新事物，让大家来理解，总要有一个过程。就像当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全世界只有7 个半人能弄明白。我们做智慧城市，谈虚拟空间、虚拟映像，一开始明白的人也很少。所以推广的过程就没那么容易。当然，反过来讲，说明我们的产品做得还不够好。像iPhone手机，一拿出来大家就觉得是好东西，很快被市场和用户所认可。我们如果也能把应用做成这样呢？其实，像Uber、滴滴打车等打车软件就是智慧城市很好的应用，通过共享经济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通过这种好的应用产品，可以逐渐加深大家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另外，大数据如何监管也是一个课题。怎样能既发挥现有数据的价值，又能保证数据的安全性，这需要多研究。我希望国家从法制建设、体系建设的角度，把信息主权这件事定义清楚，能把信息安全进行体系化的建设。就像习主席讲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在虚拟空间里的一些作法，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实体。网信办、国安委的成立，都是为了要推动这件事情。此外，也有其他问题，比如传感器可能很贵，或者你不希望自己家里被安装上传感器。虽然有这些问题，但智慧城市必然会实现，这是不可逆的潮流。
环球时报：现在很多企业把业务重心放在大数据、云计算上，每个公司对“互联网+”都有不同的理解，您认为在同类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郭为：我认为“互联网+”分成3个层次：消息层、工作流层和数据层。比如说电子商务、打车软件已经进入到了工作流层，也渗透到了数据层。把购物、用车的生活方式在网上、网下结合起来。今天要真正做好“互联网+”，更重要的是在工作流层上把业务对接好，形成大的数据。只有行为数据才是更有价值的。比如40年前，包头铁矿不值钱，因为它有杂质不纯粹，本溪铁矿因为纯粹就很贵。但今天包头铁矿可能比本溪矿石更值钱，因为里面能提取稀土元素，而稀土元素的价值比铁高很多。这个例子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稀土提取技术的发展。数据也是一样的。最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用什么方法采集，并形成对世界的认知，能去做更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我们还处在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每个人对网络、数据的理解一定是不同的。正因如此，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创业公司和项目。就像大森林里各种各样的树木都有，但谁能成为栋梁之材，就要让自然界去淘汰了。技术理念也要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去检验。我们不能预判谁一定能永久成为标准。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客户的认可，但下一个阶段是否还能得到认可？是否会被超越？很难讲。这也是IT产业的魅力。
和自然科学一样，我们对互联网的理解也是在不断探索。在哥白尼之前，人类觉得自己是中心。直到牛顿告诉大家太阳系的概念。之后，爱因斯坦、霍金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更宏大了。哲学家、科学家不断探索宇宙自然以及我们内心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对这些知道的很少。我们在做技术平台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寻找，发现它哪些方面还有空间，就好像你突然发现自己还可以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时，不会很兴奋吗？
会成为联想的未来吗？
环球时报：从2000年从联想集团拆分出来做IT分销到现在做智慧城市，您经历了怎样的改变？
郭为：刚从联想分拆出来的时候，我自己没做好思想准备，本来是一个部门经理，突然让你做法人代表，比较迷惘，不知道往哪走。1000 多人跟着我，未来会怎样？我的压力比较大，做事比较拘谨，思维没打开，犯了很多错误。这期间公司经历了几次非常痛苦的转型。一个企业的转型其实比创业还要难。投资人不能完全理解你要做的事，他原来投的是A，你现在要做的是B。员工也是一样。我们在做IT服务转型的过程中也“牺牲”了很多同事，由于不能适应转型最后被淘汰。这个过程挺残酷的。相比以前，现在的我应该是在绽放，放开自己，把自己所想象的东西都做出来，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压力肯定有，但不太一样了。
环球时报：神州数码有没有实现当初柳传志的设想，成为“联想的未来”？
郭为：神州数码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请柳总参加大会，至少在会上，柳总对我们过去十年的努力、奋斗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十年下来，我觉得给柳总有了一个交代，把这个事做下来了。之所以现在敢于向智慧城市挑战，就是因为我已经给前面的阶段划了一个句号，接下来，就是向新的领域重新出发。
环球时报：依托智慧城市战略，神州数码未来有可能超越联想吗？
郭为：什么叫超越？人数上、利润上、市值上，还是什么？在我心里，无所谓超越，就是传承。就像柳总讲得那样，其实整个联想体系的公司，都是在传承柳总的一个梦想，或者说中国实业家百年来来的梦想，就是实业救国。就是你如何通过努力，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做点什么，对实现中国梦贡献点什么。当然，在传承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继续进步。我们把原来的分销业务拆分出来，是一种传承。我们从一个做产品、做解决方案的公司，转型成一个互联网公司，这也算是一种超越。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就对得起这一辈子了。
环球时报：您如何评价柳传志？
郭为：这就像是让儿子评价父亲，怎么看他都是好。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他的情怀，就是要对民族、对社会和对自己有所交代。对于民族和社会，他不计较回报，无怨无悔努力去做。对于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柳总喜欢做企业，他的各种能力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完整的体现。我也一样，一方面要为国家做贡献。其实做智慧城市并不容易，但我还是要坚持，不仅是为了盈利的考虑，我更看重它对民生问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升级的意义，甚至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变革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智慧城市让我们国家在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方面都能和互联网紧密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在互联网时代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它的社会价值。另外，这也是我人生价值的实现，我喜欢做这件事，我要拼尽全力，把对管理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甚至我的想象力，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这就够了。
采访后记：郭为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低调质朴一些。接受采访时，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长袖衬衫，说话声音不大，慢条斯理。50多岁的他头发有点花白，脸上那颗痣很有标志性。当问起联想、问起柳传志时，记者隐隐感觉到，虽然一直流淌着联想的血液，但郭为和他的神州数码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蜕变：找到自己真正钟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商业梦想。每当谈到智慧城市的构想时，他的眼神中竟透着年轻创客那种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兴奋和期待。不同的是，丰富的人生历练让他对未来更有把握，对成败也更加超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