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移植大会上，时任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宣布，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停用死囚器官。

不过，这并没能止住国际质疑，我国也因此在国际场合反复重申已停用死囚器官。就在2月7日，我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再次强调，2015年中国已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国际的质疑，正影响着中国医学科研领域。“现在国际上对我们乃至亚洲国家的科研论文是存在偏见的。”郑树说。

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旭明看来，这种“偏见”体现为“三不让”。“在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器官移植的一些组织默认，不让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器官移植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不让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上做重要发言，不让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杂志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偏见’没有明文规定，但都是‘潜规则’。”王旭明告诉记者。

撤稿风波并非针对中国

虽然国际期刊编辑确实对来自中国的论文更为警惕，但Mondelli告诉记者，这并不是有意针对中国科学家。

“对于那些来自没有DCD志愿项目或刚刚开始该项目的国家的作者，我们都需要作者提交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Mondelli说。

郑树也告诉记者，检查器官移植的合法性，的确是一种国际惯例。“通常，论文作者会在写文章时提出器官来源，论文接收发表机构还会检查器官移植的咨询同意书。”郑树说。

与此同时，撤稿决定也并非刻意针对中国科学家。Mondelli表示，编辑部决定撤稿依据的是“国际出版物伦理委员会（COPE）撤稿指南”。该撤稿指南中明确规定，期刊编辑在四种情况下应该考虑撤稿，其中之一便是论文涉及非伦理性的研究。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科研质量发展显著，我们收到来自中国科学家的优秀论文。国际肝杂志是一份非常有抱负的科学期刊，目前只接受递交论文中8%的论文，以便持续提高杂志质量。所有论文都被一个卓越的编辑团队公平而仔细地对待。”Mondelli说。

未来，中国科学家要适应国际科研伦理标准，懂得并遵守“游戏规则”是唯一的办法。

“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已经越来越严格，器官移植医院必须要具有严格资质，器官来源必须具备严格说明。对涉及人体材料，如血浆、肝脏等，在开刀之前必须有同意书。”郑树说。

郑树表示，对于遇到类似问题，各单位应当严格处理，呼吁重视科研伦理，各级伦理委员会也应当严格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