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我国的电商交易额达到13万亿，网上金融交易、网上购物等商业活动已占半壁江山。网络给公众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网民个人信息泄露也随之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是用户主动提交、网络服务商对用户行为的跟踪，还是手机应用软件获取、云服务获取，都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黑洞”。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14年度消费者个人信息网络安全报告》。结果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2014年个人信息被泄露，其中“个人基本信息”是被泄露与窃取最多的。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在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选择保持沉默。

谁受损、谁维护，本是权益保护的通则，然而，对于网络个人信息泄露来说，个体维权却不容易。一则举证难，侵权诉讼需要原告证明因果关系，除非因果明显、证据充分，否则不好操作；二则收益小，与高额的维权成本相比，即使诉讼得到法院支持，也可能是“赢了一只猫，丢了一头牛”的结局。2013年6月，四川乐山一位教师起诉当地电信公司侵权，法院结果判电信公司赔1分钱，令人哭笑不得。因此，只要不是损失太大，一般人也只能选择当“沉默的羔羊”，不会与其较真。那些非法之徒也正是利用这种心理与现状，大肆倒卖个人信息，形成一条庞大的地下产业链。

泄露风险越来越高，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必须正视个人信息保护不足这一现实，尽早打好“补丁”，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在个人信息保护上，不妨从三个维度“包抄”：一是专项立法，二是强化服务商责任，三是公益诉讼。第一，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保护条款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当中，导致保障不足。应该说这一立法现状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与公众需求，专项立法必须提速。可喜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有人大代表提出相关议案，敦促立法，建议能否变成现实，值得关注。

第二，要强化服务商对个人信息的看管责任。譬如，用户向服务商提交个人信息，如果因服务商保管不善导致信息泄露，服务商应承担相应责任。哪怕构不成犯罪，接到举报的监管部门也要介入，通过高额处罚来约束服务商提高保管意识，自觉把好“源头”。第三，考虑到被告往往是企业，甚至是大企业，双方的诉讼能力不对等，个人通过法律维权难度大，不妨采用公益诉讼———由消费者委员会或其他公益组织，代表受害者进行公益诉讼，降低个人维权成本。此外，面对个人信息保护严峻态势，还可以考虑设立专门机构，加强行政监管力度。(连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