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家里人是不是都得用中兴手机？”

“不，他们有用中兴的，也有用其他的，我不限制。”

这段对话发生在记者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之间。

“和市场一样——你做得好，自然就会有人选择你。”他说。

也许，只有真正理解这句话，才能明白为什么在过去的２８年里，中兴通讯得以从一家最普通不过的加工企业，成长为全球通信设备制造产业巨头，也才能明白在这个对外开放得早、对外开放程度大的通信设备制造领域，诞生了中兴、华为这样的全球竞争强者。

崛起

１９８５年，西北一家国有工厂的技术科长侯为贵，决定南下深圳创业。于是，年过４０的他，带领创办了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一家从电风扇、电子琴到冷暖机、电话机无所不产的加工企业。

那时，一部电话机的加工费不过几角钱，全厂上下忙活一天，赚不到２００元。当时，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已经对外开放，跨国巨头们蜂拥而来，占据了８０％以上的市场份额。

疾风知劲草，时势显英雄——在中兴，员工至今津津乐道，那时的侯为贵力排众议，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坚持研发第一台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些研发人员还记得，那时的侯为贵，是在深圳两层简易厂房内，带领其他技术人员，开始了中兴历史上的第一次“自主研发”。

“这和我的个人经历有一定关系。当时，作为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我接触到很多国外资料，而在美国的短期学习，则给了我更大的刺激和动力，在与全球市场的接触中，我明白了一件事：电信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赖以现代化发展的基石和引擎。这让我坚信，中国一定需要自己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侯为贵说。

改革开放带来了空前严峻的竞争环境，但也激发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对于侯为贵而言，这就是一次借助产权关系调整理顺企业发展动力的改革尝试。

１９９３年，在多方支持下，侯为贵和中兴经历了市场信条主导下的一次“革命”：新组建的企业由两家国有企业控股，另一家民营企业参股运营，在深圳率先组建了“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的混合经济模式。

从那时起，市场的作用再一次得到证明。２０００年前后，包括爱立信、西门子等在内的诸多国际通信巨头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高达８０％，而中兴等本土品牌所占的份额还不到２０％。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完全倒转——以中兴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已经牢牢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本土市场份额。

而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同样高奏凯歌——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兴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才刚刚达到４％，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超过５０％。在全球主要市场上，人们都能看到中兴的身影。

但在侯为贵看来，企业的规模只是一个方面，中兴在发展中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技术与专利，这才是他的骄傲所在。

“这些对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和信息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他说。

侯为贵站在深圳中兴通讯研发大楼的移动支付展示台前（2013年12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2007年9月6日，侯为贵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首届新领军者年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任勇 摄

变革

侯为贵爱打乒乓球。但现在的他，往往有意远离球台，因为“一打球我就兴奋，停不下来”。

直板，擅长近台快攻，球路变化多——这让人想起当年的容国团。

还有容国团的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

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全球通信设备制造产业完全可以用“城头变幻大王旗”来形容，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一批跨国巨头的“王朝更迭”，不仅令消费者惊心眩目，也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

“对于像手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说，技术已经不是竞争力的全部，客户体验才是更重要的核心价值。而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一贯的工程师思维，将企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以消费者最佳体验为核心的商业模式的探索与需求上来。”侯为贵说。

比柳传志大２岁，比宗庆后大３岁，比张瑞敏大７岁，比李东生大１５岁——从年龄上说，当下的侯为贵，无疑是中国企业家方阵中的“老大哥”。对他来说，新一轮的改革就如同劲吹的东风，是中国企业进一步扬帆出海、登顶全球市场之巅的最大推动力。

“对于企业来说，良好的市场环境、开放基础上的合理监管，是我们最大的期盼。在我看来，只有改革，才能让我们的企业和国家受到全球推崇。”他说。

2008年，侯为贵（左一）出席中兴通讯第一亿部手机下线庆典（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2004年，侯为贵（右六）出席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仪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侯为贵（右三）和同事们在一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