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26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4浦江创新论坛在沪举行。论坛以“协同创新共享机遇”为主题，由“1+1+8”三大部分构成，即1个全体大会、1个主宾国论坛，以及涉及企业、产业、未来、区域、政策、文化等多领域的8个专题论坛。来自全球的政坛精英、企业巨头和学界巨匠共聚黄浦江畔，发表了真知灼见。

聚焦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

农业方面，我国在谷物上成绩巨大，但是在养殖业上与西方差距比较大，而未来的挑战是养殖业。

养殖业的关键是种业，国内奶牛平均产奶量是一年2900公斤，而美国是9590公斤，欧盟是6200公斤，可见品种对于养殖业至关重要。我们的动物种业严重依赖国外，种猪92%靠国外引进，肉鸡种鸡100%进口，肉鸭90%，奶牛95%。令人震惊的一个情况是，1870年北京鸭被外国人看到了，引入欧洲后经过70多年育种，成为了樱桃谷鸭。北京的土鸭子每4公斤饲料转化为1公斤鸭肉，而这种洋鸭子只需要3公斤。1991年起，樱桃谷鸭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北京烤鸭、南京烤鸭用的都是樱桃谷鸭。

工业方面，今天我着重讲的是网络技术。这种技术使制造业的三大要素融为一体，一个是智能机器的网络，把无数机器设备、设施群连在一起。第二个是先进的分析工具，包括物理分析方法、预测算法和自动控制技术，来分析机器的运行情况，提高机器系统的效率。第三个是工作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和机器装备互联互通，开展人机对话。

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是传统制造业、商业、金融业创新和转型的重要途径，不但提高效率，降低消耗，而且能够使经济大幅度提升。网络经济对工业的渗入，使制造业和金融业高度融合，使传统服务业转型为高端服务业。电子商务和物流业，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在我国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俄罗斯国立普罗米修斯中央结构材料研究院院长阿列克谢

我与各位分享一下在北极开发过程中如何保障能源安全的问题。北方航道的开发以及合作开发北极能源，是中俄两国在今后几年非常重要的合作方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北极开发提供更为有效的材料研究和相应的人员支持？

我们研究院最近几年致力于北极应用的材料研究。在极端条件下，不同的能源和电力管道，对材料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对电力运输电压的要求和电缆材料的要求，需要这些材料具有更稳定的性能。2010年。我们的联邦级创新研究项目顺利结项，主要是研究石油天然气主线管线应用的金属材料，这个项目使管道金属的技术性能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使我们能够制造出更稳定的金属材料。新型的金属材料已经在俄罗斯应用，我们在俄罗斯西部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服务站上进行了测试，显示用新型金属材料制成的天然气管道，能够承受极度低温，而且能够大大简化管道的安装、焊接以及日常维护工作。

目前，我们研究院比较关注的研究项目和方向还有如何确保自动管理终端的材料供应，不仅应用于俄罗斯工业领域，而且今后也可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

此次论坛期间，俄方企业和我们研究院，将与中方科研机构签署协议，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

牛津大学教授、《大数据时代》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过去20多年间，出现了数据爆炸现象。从1986年到2010年，全球数据量增长了100倍左右。与此同时，数据的质量也有显著提升。2000年左右，人类数据世界的四分之三是模拟数据，而14年后，模拟数据占比骤降至1%，其余数据都是精确度更高的数码。

讲个俄罗斯朋友或许会感兴趣的故事。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收集了很多来自苏联的内部文件信息，他们需要把这些信息翻译成英语。计算机科学家问他们是否能帮助？他们说是的，希望由软件来完成翻译。结果，整整花了15年以及10亿美元，计算机科学家没有实现自动翻译。如今，谷歌公司有了更好的办法——以互联网的大数据为基础，来创建我们所说的统计性、或然性。计算机实际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会被译成那个词，它只知道在统计数据库中，这个词被译成那个词的机率有多高。

再如劳斯莱斯公司近年来的业务拓展，它除了生产汽车外，还制造飞机引擎，为空客380等飞机供应产品。以前，引擎上安装的各种传感器记录的振动、热力等数据用于性能测试后，就被删除了。大数据存储和传输技术兴起后，劳斯莱斯公司将这些数据重新利用，借助分析模型，预测引擎的哪个零部件即将发生故障。有了这种技术，劳斯莱斯公司发展出了售后服务业务——监控飞机引擎质量，及时提供零部件维修和替换。这种服务收入占营收总额的比例已达到17%左右，将传统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郭重庆

互联网将重新定义制造业，制造业应该有危机意识，加快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是当务之急。

制造业产品的发展方向就是九个字：数字化、智能化、互联化。产品与服务的融合是本次信息化大潮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产品核心价值已不是产品本身而是服务。比如手机和电视，它们已经脱去了产品本身。很多制造商被边缘化，是由于对产品和服务的理解不够。核心技术主导产品的模式已过时，系统决定成败，整合者得天下。

在这个背景下，我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总结为这么三条。第一，社会化的价值创造，今后的制造业企业就是社会化的价值创造。企业今后肯定是在网络化的生态环境中存在。第二，从纵向供应链整合，到横向价值链整合。现在中国大部分企业还在纵向供应链整合，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比较先进的小米手机基本上是网络生态的整合。第三，是实时化市场洞察，精准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怎么办？我认为升级的抓手可能是工业互联网。德国人将其称为工业4.0，物理世界与虚拟网络融合，将导致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呼唤工业互联网，完全可以比美国抢先一步，因为我们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依靠社会力量，工业互联网可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创造绝好的平台和机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杨雄里

大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的组成单元是神经细胞，或者叫神经元，它们的数量达到上千亿个，相当于银河系里面的星球的总数。这些神经细胞通过一种彼此间特殊的连接点（突触），形成局部的神经环路，这是大脑实现功能的基本单元。而这些局部的神经环路又通过彼此之间联系，形成大脑的神经网络，实现各种高级复杂功能——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感知，我们的认知。

在脑科学领域，科学家意识到他们正面临巨大的鸿沟，那就是同时监测大群神经细胞各个单元活动的工具和技术，还不具备。现在的研究聚焦在单个神经细胞或者几个神经细胞组成的简单回路，要么一下子跳到无创伤脑技术对大群细胞活动的研究和分析。由于现在使用的无创伤脑成像技术的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极其有限，所以对大群神经细胞每一个单元的活动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正是这样的巨大鸿沟，促使美国提出的脑计划里有一个形象的口号：记录神经环路中的每一个神经元、每一个冲动。我们可以期待科学家们将发展出新的标记技术，来标记我们整个神经元集群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形态，同时把所标记细胞的不同活动特点显示出来，把两者相关起来。我们可以期待神经科学家们运用新的脑成像技术、光遗传技术、脑电技术，对脑的重大疾病发病机制和它的病因有更加深入的阐述，这些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症，抑郁症、自闭症，而且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有效的治疗对策。

生物信息学之父、美国“五院院士”迈克尔·沃特曼

人类基因组研究项目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项目之一，我非常有幸成为12个最早成员中的一个，在1985年参与其中。现在DNA基因测序的成本已大幅度下跌，这得益于计算机分析技术。目前的情况是，花1000美元可以完成个体的基因组测序。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下跌到现有成本10%左右，就是100美元左右。

生物科学不只是一门传统科学，还是一门大数据科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合作，很多接受过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培训的人，都有可能参与到生物学研究中。

利用计算生物学，我们能发现基因组与各种疾病的关系，还可以对这些基因的疾病找到治疗方法。找到准确的治疗方法是不容易的，可以看到基因变异非常复杂。有一些疾病因为非常罕见的变异造成，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人类基因信息，才能更好地了解，通过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做更好的研究。

完善科技体制机制和法制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林新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在推动科技发展中的关系？在现行政策框架中，对于企业侧重用税收政策作为市场调节的杠杆，最受欢迎的、适应面最广的政策，就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这项政策把企业用于研发的投入按150%比例在税前抵扣，包括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研发仪器设备以及研究人员工资等等，都可以纳入。目前，这些研发费用的范围和口径又进一步扩大，比如医药这些特殊行业的实验费用都已纳入抵扣范围。

前段时间，审议通过了支持企业加速设备折旧方面的政策，把2006年时价值30万元这个数字又提高到100万元。对于企业用于研发的各类用品，国家也采取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免。此外，科技型企业在人员培训方面投入很大，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一直作为优惠政策重点，目前已从原先规定的2.5%提高到8%比例。这项政策将来有望在全国推广。

下一步政策设计，将更多促进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衔接，更多鼓励产学研合作，特别是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分享机制，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的制度和法律基础。在公共资源管理上，国家已按照市场开放思路，启动了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和科技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目前已经上线试运行的科技信息、报告信息达3万多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

中国古代的信用制度、货币制度和金融制度，与技术投资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金融制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制约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

金融在技术创新中怎么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应当认识到，金融并不必然促进创新，不同的金融体系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绩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钱越多越好，关键是选择合适的金融支持方式来支持技术创新。

其次，政府职能主要通过完善科技金融的基础设施，并以公共金融的方式将财政迁入金融交易结构，最终改善企业投资的风险收益结构。如果政府的支持是锦上添花，而并不是平衡风险收益结构，这种支持并没有选到最合理的支持点。基于此，下一步政府科技金融的支持是为市场的作用创造好环境。

再次，金融制度属于软性的基础设施范畴，因此金融制度合适与否的标准，在于金融的安排是否与产业部门中企业需求和风险收益需求相匹配。

总之，关键是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金融体系。包括通过市场准入让原本银行体系的活力进一步提升，同时使金融资本链条和科技成果链条之间形成合理匹配，并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之间形成应有的竞争。

培育支持创新创业环境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荣誉主席罗兰·贝格

在全球范围内，创新最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而集群主要是由三大要素组成，而这三大要素相互相关。其一是学界，也就是大学等研究机构以及独立的研究方；另一要素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为我们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繁荣和新技术繁荣的框架，同时也能够给我们培育所需要的创新战略和政策，以及所需要的金融政策，帮助培育小企业或创业阶段的企业；另一很重要的领域就是企业家领域，就是市场领域。

巴伐利亚州是德国重要的一个州，有3000万居民规模，从经济角度而言是GDP门户。巴伐利亚政府从19世纪开始就已经理解他们正从旧的行业中走出来，转型到面向未来的行业，所以政府将很多行业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在这些行业中进行投资，包括在教育研究领域，在创投企业领域，在社会投资领域。我们认为，最好的实践就是政府、企业、行业怎么共同整合在一起。

因此，政府必须挑选出几个行业，这几个行业是非常适应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也是和上海选择的方向契合的。中国在过去50年中不断增长，已经聚集了丰富的资金，如果非常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国际资源，让他们的资源也能投资到中国，特别是投资到上海。

浦发硅谷银行行长戴维·琼斯

在美国，有很多创新公司，都是在过去30年拔地而起，包括微软、谷歌和推特等等。美国的科技创新史很长，中国的创新史没有那么长。此外，美国有非常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有非常清晰的司法保护以及惯例法支撑，这样的保护产生了稳定的创新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美国创新发展。

可以说，政府在美国人的创新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公司发明了新的技术，然后将这个技术授权出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公司。其实很多国家都支持创新，比如新加坡和韩国都在促进创新方面起到极大作用，政府投资占了60%，而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不到10%。

中美两国在风投方面也有差别。在美国，风投资金来自于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的钱来自于养老基金等，也来自于非营利组织或慈善组织，那么这些养老基金以及其他基金会有一些长期的投资目标，只有一部分钱需要获得短期回报，那么他们就把这些钱的5%-6%作为风险投资，这些长期投资者要到25年之后才会用到这些资金，所以非常有耐心。

而中国资金很多时候来自于富裕个人，这些富人对于资金的耐心度和养老基金是非常不同的，他们更希望能够获得快速回报，而且对于投资的期望值也更高，一般都是在5年之内能够看到高回报。

此外，一些美国风投也愿意投资已经失败过的企业家或是企业，因为如果他们能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就不会失败。

中国的创新环境没有必要和美国一模一样，当然也要认清中美两国创新环境的差别，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达成同样的目标。

集聚更多创新人才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干锦

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张江核心园。上海整个张江园区一区22园有531平方公里，我们负责管理80平方公里。在张江，目前有31万人在从事创新工作，大专以上学历占78%。有178人入选了国家和上海市的千人计划、浦东的百人计划，其中96人入选国家的千人计划。这个数据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搞一个高科技开发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汇聚。只要有人才的汇聚，必定有资金的汇聚。这方面除了靠跨国公司和创业的企业之外，还要靠一些好的高等院校。张江这21年汇聚了一些好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院、清华大学微电子中心、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上海设计学院和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已经招生，等级非常高。

张江核心园要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示范区、引领区，这是我们的目标。为此，我们要建创新人才汇聚中心。很多人才从全国各地过来，我们每年给予张江园区中小创新企业一定的机动名额，解决这些高等级人才的户口问题。我们还积极尝试用市场手段激励人才、激发创新，推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企的股权激励。张江率先在国内提出了代持股的想法和制度，创业的管理团队和高等级的科技人才从国外回来后，如果你在这个公司需要持股，但是你个人资金有限的话，可以选择代持股。你的股权抵押给我们，我们给你付股权的钱，就可以实现持股激励。

武岳峰资本创始合伙人武平

习总书记提出“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后，我们这些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或开始做高科技投资的人，都非常振奋，因为这表明领导人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有高瞻远瞩的看法，而且看到了紧迫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经济永远以房地产和基本建设作为推动，是难以为继的。

建科技创新中心，我想人才是第一位的。硅谷的人才，包括美国本土人才和全世界的人才，那里的人才计划比中国今天的人才计划强有力得多。我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拿了绿卡，他们认为博士是特殊人才，就给你加快办理绿卡。今天，我在中国是千人计划专家，但住房还有问题，买火车票都不能买，小孩子回国上学有很多障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才计划还有待改进，要在这方面做到位。

关于上海的人才问题，首先，要把中国最好的人才集中到上海；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吸引到上海？不要把眼光局限在中国，我们是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就应该把眼界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