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科技讯 11月9日，美国《名利场》杂志近日刊文称，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创办的智能手机租车服务Uber已经获得了182亿美元的估值，但它的CEO仍然把很多时间用在“敌我斗争”上。他的敌人不仅包括竞争对手，还包括传统出租车行业以及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有时甚至连客户也会变成他敌人。

以下为文章全文：

当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渴望战斗时，他的脸总会紧绷得像个拳头。每每此时，他都会眯起眼睛，撑开鼻孔，撅起嘴巴，就像一只攥紧的手，随时准备出击。甚至连他那讲究的海军陆战队发型，也都根根挺立不屈，就像他本人一样直面任何对手，毫无退缩之意。这位38岁的企业家在五年前创办了租车应用Uber，今年6月，该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182亿美元。拥有如此规模，卡兰尼克自然少不了对手。

无论是在演讲、视频还是Twitter中，他一向不惮于抨击自己的敌人，其中尤以对出租车行业的攻击最为猛烈。但除此之外，全球各地的监管者、Uber的竞争对手也都会成为他的抨击目标，甚至连Uber自己的客户有时也难逃他的枪口。

但表象之下的现实果真如此吗？或许有那么一点，但未必这般强烈。一位曾经与卡兰尼克共事过的风险投资家说：“这更像是一种策略，而非战略。”

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特征就像是卡兰尼克的一枚荣誉勋章——他想借此证明自己对使命的激情和专注：彻底颠覆在他看来十分糟糕的交通系统。“瞧，我是一个激情满满的创业者。我喜欢炼狱之火。所以，我有时会过分执着，深陷争议，因为我充满热情。”他说。

Uber的一位早期投资者用一种更加易于理解的说法解释了卡兰尼克的这种好斗的性格：“想当颠覆者就难免成为混蛋。”

创业

Uber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那是2008年在一个雪夜，卡兰尼克和他的朋友加里特·坎普(Garrett Camp)在巴黎街头迟迟未能打到车。于是他们二人发誓要通过一款革命性的新应用解决打车难的问题。他们的理念很简单：按下按钮，车就来了。

这段创业故事的确令人为之一振，但却并非事实的全部。他们二人当时揣着大笔现金来到欧洲出席一年一度的LeWeb科技大会，为的就是寻找新的商机。卡兰尼克当时刚刚作价2000万美元卖掉了自己的第二家创业公司Red Swoosh，接手这家内容传输公司的是Akamai Technologies。坎普也在前一年把自己的网络内容发现引擎StumbleUpon，作价7500万美元卖给了eBay。

回到他们在巴黎市郊合租的公寓后，他们又参加了一个名为JamPad的座谈会，与其他创业者沟通创业理念。那次座谈会的与会者一同探讨了很多创意，其中就包括他们在雪中遭遇打车难时想出的按需租车应用。然而，当时的与会人员却认为，与那晚讨论的其他创意相比，后来进化成Uber的那个方案并无出彩之处。

回到旧金山后，卡兰尼克几乎忘掉了那个创意。但坎普却迟迟没有释怀，他着迷于租车服务而无法自拔，甚至干脆买下了UberCab.com这个域名。

坎普表示，他不能就这么让这个创意溜走，所以希望与卡兰尼克合伙。（后来，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Uber的大股东。）在巴黎，他们二人一起爬上了埃菲尔铁塔，彼时，卡兰尼克为了看到更好的风景，甚至冒险爬出护栏。“我喜欢这种勇于追求的品质。”坎普回忆说，“我知道这么宏大的创意需要很多勇气，他恰恰是这样一个人，这一点很打动我。”

“他说，‘你想开一家租车公司吗？’我说，‘我不想开租车公司。’”卡兰尼克回忆道，他把Uber发展至今的远见卓识归功于坎普。如今回忆起当初的退缩，卡兰尼克认为这都是环境使然。在第一次创业遭遇惨败，第二次也草草收场的情况下，他感到无比失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当时很怕失败。

“我走过了8年的艰难创业路。我筋疲力尽，所以我当时还没做好准备。”卡兰尼克说。事实上，在起身前往巴黎前不久，他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甚至每天都睡在他儿时的卧室里——彼时，他刚刚经历了第二次创业失利的打击。大约十年前，他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学，投身科技创业浪潮。虽然刚刚度过而立之年，但按照硅谷的标准来看，他已然步入中年。

不过，坎普最终还是说服了卡兰尼克，他们二人合力于2010年夏天在旧金山推出了这款服务——当时只拿到了一小笔种子投资，只有几辆车和几名员工。那是一个十分宏大的理念，更何况，UberCab当时还要踏上新时代科技行业最重要的一股浪潮——移动趋势。在该应用上输入信用卡信息后，任何人只要按下按钮就可以招车。该应用利用GPS定位，费用自动从用户账号中扣除，小费已经计入其中。用坎普的话说，所有人都可以像百万富翁一样坐车。

融资

到了8月，著名天使投资人克里斯·萨卡(Chris Sacca)在Twitter上表达了他对这款服务的喜爱之情：“赶紧去用UberCab吧，让罗宾·林奇(Robin Leach)也嫉妒你。”事实上，这番赞扬恰如其分地传递了Uber的卖点。

但Uber真正引人关注却是在那年10月，彼时，这家诞生不久的公司收到了旧金山市交通局和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发出的禁令。这两家机构对UberCab的很多行为提出批评，其中之一在于：UberCab没有申请出租车牌照就在公司名称上使用“cab”一词。然而，那次小小的挫折反而给卡兰尼克提供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战斗机会。

如今回忆起此事，他依然显得很亢奋：“我们完全合法，可政府就是要关掉我们的服务。你要么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要么为信仰而战。”那次事件也塑造了卡兰尼克独特的处事风格，他至今仍然坚持这种“原则性对抗”模式。

不过，他们几乎没有理会任何禁令，直接把公司从UberCab更名为Uber，然后用了2%的股份从环球唱片手中购得了Uber.com的域名。（Uber后来花100万美元回购了那笔股份，按照现在的估值计算，那些股份的价值达到数亿美元。）

自那以后，资金便源源不断涌入Uber，包括2011年2月以6000万美元估值从Benchmark筹集的1000万美元。“我希望把智能手机变成现实生活的遥控器，而这正是我见过的最好例证。”风险投资家马特·科勒(Matt Cohler)说。

接下来，他们在2011年10月的那一轮融资中，吸引了科技行业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家、网景联合创始人、Andreessen Horowitz合伙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关注。他是卡兰尼克那一轮融资的首选投资者：他希望以3.75亿美元的融资前估值向安德森出售12%的股份，甚至希望安德森加入Uber董事会。

然而，此事却凸显出卡兰尼克与Andreessen Horowitz之间的分歧。卡兰尼克原以为Andreessen Horowitz会同意他的条件，所以在听说安德森邀请他共进晚餐时，他感到非常惊喜。然而，安德森在晚餐上告诉卡兰尼克，3.75亿美元的估值太高——该公司当时只有9000名用户，按照那时的速度计算，年交易额只有900万美元，营收仅为180万美元。所以，安德森只给出了2.2亿美元的估值。

卡兰尼克提出反对，但Andreessen Horowitz却不肯松口。几天后，他再次与安德森共进午餐。那时候，他似乎已经妥协，在电子邮件中同意接受这笔交易。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爱尔兰参加F.ounders大会时决定不接受Andreessen Horowitz的报价，坚持自己的估值。Andreessen Horowitz拒绝了。那笔交易最终未能达成，但他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就此闹僵，卡兰尼克和Andreessen Horowitz的一位合伙人后来还一起在都柏林的谢尔本大酒店(Shelbourne Hotel)饮酒作乐。

尽管这种分歧在硅谷并不罕见，但对卡兰尼克来说，却是一场灾难。“那是一笔重要的交易，所以当底线暴露时，我们必须从头开始。”他回忆说。事后看来，Andreessen Horowitz显然错过了一次低价入股Uber的良机。意料之中的是，该公司在2013年5月投资了Uber竞争对手Lyft，以2.75亿美元的估值领投了一轮6000万美元的融资。

但时任Menlo Ventures合伙人的谢尔文·皮舍沃(Shervin Pishevar)也希望入股Uber，并主动投资了2000万美元。随后，他又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一众好莱坞名流那里引入了几百万美元投资，包括阿里·伊曼纽尔(Ari Emanuel)、艾什顿·库切(Ashton Kutcher)、Jay Z等。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也入股了Uber。

总的来看，Uber那一轮融资总额达到3750万美元，融资后估值为3.3亿美元。自那以后，Uber吸引的投资热情不断高涨，随后的估值一路攀升。到2014年夏天，该公司的融资前估值已经飙升到170亿美元。

斗争

硅谷创业公司通常都会给自己的会议室起一个怪异但却动听的名字，比如Twinkie和Pong，但Uber却一反常态地把它位于旧金山Market Street的新办公室命名为“战情室”。对于卡兰尼克和他不断壮大的团队来说，那是一处非常合适的处所。他需要帮助，因为在Uber向全美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卡兰尼克必须持续与出租车行业和监管机构展开斗争——尽管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已然十分丑陋。

卡兰尼克从不掩饰对敌人的鄙夷。“有些市政人员的确很了不起，但多数都缺乏创见。”他说，“我尽可能减少与他们的会面。”

在他看来，这种拒绝谈判的姿态并非故意不配合，而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在核心原则上达成共识是妥协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你就必须展开我所谓的‘原则性对抗’。”他说，“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势必会激怒某些人。”

“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强盗。”旧金山出租车司机协会主席巴里·考伦古尔德(Barry Korengold)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合法，没有遵守任何监管规定，他们是在不正当竞争。这正是他们做大的方式——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蔑视所有规则。”（但卡兰尼克很快在Twitter上指出，Uber在纽约的司机每周至少工作40小时，年收入可以超过9万美元；作为对比，正规出租车司机的年薪中值只有3.8万美元。）

如果被问及Uber的“坐地起价”模式，卡兰尼克仍会立刻变得激动不已。这种模式指的是在客流高峰期向乘客加收费用的行为。在2013年12月的纽约暴风雪期间，这种模式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Uber价格瞬间暴涨8倍，引发了广泛的负面报道和大量的用户差评。

面对批评，卡兰尼克毫不退让。“你希望总能获得充足的供给，那就必须利用价格来平衡供需关系。”他像大学教授一样解释此事的内在逻辑，“这是经典的经济学原理。”

尽管卡兰尼克始终不屈不挠，但他也承认印象很重要。“我们或许本应更早地意识到，我们正在参与一场政治选举，而Uber是这场选举的候选人。”他说。然而，即便嘴上这样解释，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抛弃了慎重的政治口吻，采用了绝对主义的言辞：“世界上的所有大城市都在上演这种政治竞选。因为这与民主无关，而是事关产品，所以仅靠51:49是无法胜出的，必须要以98:2的比例大胜才行。”

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以及该公司所招致的广泛批评，促使卡兰尼克向奥巴马2008年总统大选的幕后策划者大卫·普罗菲(Davdi Plouffe)求助。今年8月，卡兰尼克聘请普罗菲负责Uber的公共政策和沟通事宜。普罗菲认为，Uber必然获得主导地位，而它目前所遭遇的审查只是这一历程中的一项副产品。“我不认为Uber存在形象问题。”他说，“在我看来，颠覆者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卡兰尼克最近将枪口瞄准了竞争对手Lyft，后者的签约汽车都会在进气格栅上贴一个巨大的粉红胡须。卡兰尼克坦承，他正在努力阻挠Lyft最近的融资活动。

“我们知道Lyft正在展开大规模融资，”卡兰尼克说，“我们会对他们的投资者说，‘你知道，我们此后也会融资，所以在你决定是否向他们投资前，得先知道我们会在他们融资完成后立刻融资。’”这只是Uber赤裸裸地打击Lyft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今年8月有报道称，Uber采取了一项颇具风险的策略，派遣大批所谓的“品牌大使”通过Lyft下单，然后说服Lyft的司机转投Uber。

与此同时，Uber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信号。10月22日，美国各地的部分Uber司机联合起来举行抗议，关闭应用，拒绝接单。他们的不满集中于多个方面，包括Uber为了与Lyft竞争而采取的降价措施——他们认为，此举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生计。卡兰尼克的口无遮拦再次激化了矛盾：他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无人驾驶汽车有朝一日会彻底取代司机。（尽管他后来在Twitter上表示，这要等到2035年才能实现，但却已经于事无补。）

野心

Uber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卡兰尼克的好斗本性。他表示，除非拿下全球所有城市，否则他会一直战斗不息。Uber已经在全球各地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巴黎出租车司机甚至用暴力手段破坏Uber汽车的轮胎和车窗。尽管卡兰尼克的野心已经空前膨胀，但面对这种局势，他显然肩负重担。

“我们的目标是让使用Uber比买车更划算。”卡兰尼克说，“让交通运输变得像自来水一样可靠。”事实上，这正是公共交通行业所应努力达成的目标。也正因如此，才有人指责Uber的不断成功可能会损坏公民社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卡兰尼克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反而相信，汽车数量的增加会降低所有人的出行成本。

然而，卡兰尼克的设想绝不仅仅是提供更好的出租车服务，或者为普通大众提供城内代步工具——毕竟，他从没想过进入租车行业。在他看来，Uber有可能顺利地促成“即时满足经济”，而这一切都可以借助智能手机这个生活遥控器来实现。

“如果我们能在5分钟内叫到车，那就可以在5分钟内得到任何东西。”他说。然而，这种进军并主导“一切经济”的野心，与谷歌(微博)、亚马逊、eBay和沃尔玛等老牌公司的愿景形成了共鸣。

“他们很像早期只卖书的亚马逊。作为一家图书销售商，亚马逊表现很好，而且无法取代。所以贝索斯很快让它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网站。”著名投资人马克·库班(Mark Cuban)说，他曾经投资了卡兰尼克的Red Swoosh。在UberCab发展之初，库班也曾有机会入股，但却错失良机。

虽然现在有些后悔，但库班解释起当时的决策时还是表示，他对卡兰尼克过度膨胀的野心持谨慎态度。“从外人的角度来看，特拉维斯似乎只想打仗，而不想打赢。他似乎并没有集中精力让Uber变得不可或缺。希望这种态度和他的义无反顾不会让他适得其反。”不过，库班还是承认，他对Uber和卡兰尼克怀有深深的敬意。

尽管天性好斗，但卡兰尼克对自己的公司却会偶尔显示出些许温情。在被问及是否会把Uber出售给谷歌等大企业时，他表现得十分震惊。“你这就像在问一个婚姻美满的人，‘你下一任妻子会是什么样子？’而我的回答是，‘什么？’”（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