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监管角度上看，我国虽然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医师、中医师个体开业暂行管理办法》等法规规范医疗行为。但对于网上诊断的主体资格及其诊断途径却难以明确界定。2012年，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发布了关于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范围的通知，允许符合条件的医师可以申请多点执业，但是对远程诊治仍未放开。我国法律规定，医生只能在医院内行医，外出行医必须经过医院批准。医生通过移动医疗APP对病人进行诊断，是否涉嫌院外行医难以判定。

从消费维权角度上看，网络问诊最大的风险是患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一方面，病患到医院就医，医患双方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而患者在手机看病软件上搜出来的处方，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一旦出现了用药问题，患者将无法维权。另一方面，通过医疗APP诊断，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和纠纷，往往因为证据不全或者缺失，难以解决。目前，我国医疗监管机构尚未介入到移动医疗APP领域。消费者通过手机软件看病的次数增多，纠纷和风险也随之上升。

面对不断涌现的移动网络医疗产品和公众日益强烈的健康诉求，政府需要用好“堵”与“疏”结合。首先，有关部门需要强化监管，严查不法网络行医行为。同时，消费者要提高健康意识，减少对网上看病的依赖。其次，政府要规范网络诊疗咨询行为，搭建合法的健康医疗咨询平台，并通过资质认证等移动医疗走上专业权威的合法道路。最后，国家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对移动医疗进行规范。2011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颁布《移动设备医疗类APP管理草案》，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对医疗类APP的监管，或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