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银行和支付宝之间不断升级的论战，不管是“分道扬镳”还是“握手言和”，为保证消费者的利益，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好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谢雅楠

最近一段时间，银行和支付宝之间的“争斗”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先是工、农、中、建四大行表示，出于客户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的考虑，下调了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支付宝方面对此回应是，快捷支付采用非公开的专线校验方式，比跳转网银更安全。

随后，工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处长王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银监会出台的《关于加强电子银行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俗称86号文)规定，快捷支付3年来一直处于“违法”状态，而银行为此承担了法律风险。

对于这样的指责，支付宝方面也表示，支付宝并未“违法”，符合86号文规定。而且，支付宝在快捷支付业务上与包括工行在内的全国170多家银行有合作，难道全国170家银行都知法犯法？并对工行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工行这样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已经触犯了《反垄断法》。第二，支付宝有赔付保障，工行却没有。

两者的 “战争”在近日再次升级，工行表示会逐步将快捷支付入口由原来的5个减为1个。目前除浙江分行外，其他分行的快捷支付入口都已关闭。支付宝对此再度强硬回应，“快捷支付签约失败请找工行”并建议用户换卡。

银行和支付宝之间到底谁是谁非，普通民众或许并不清楚。但不管两者最终选择“分道扬镳”还是“握手言和”，消费者的利益需要受到保护。金融领域的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和支付宝之间的争斗更多的还是市场主体为了各自利益的博弈。为保证消费者的利益，监管部门应尽快建立协调机制。从长期来看，我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应从分业监管转变为综合监管，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监管效果。

争论：防范风险还是利益之争

对于四大行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以及工行缩减支付宝快捷支付接口数量，银行方面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客户资金安全。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于银行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奚君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如果支付环节面临风险，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层面的升级改造解决。

奚君羊认为，银行和支付宝之间的博弈，更多的是为自身利益考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进行消费和投资，使银行的一部分业务份额被互联网企业所获得，对银行自身业务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为防范风险，银行系统的技术升级会导致安全方面的支出增加，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也认为，两者的“争斗”实质是市场主体间的利益之争。黄震表示，银行下调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和工行缩减支付宝快捷支付接口，都是市场主体间的合同契约变更，双方应该通过协商来达成新的协议，而不能因此影响消费者的利益。

银行和支付宝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有观点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尽早介入，平息这场争端。黄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银行和支付宝之间应建立一种争议解决机制，可以通过直接协商或第三方协调的方式来尽早平息这场“战争”。

“如果仅是由于市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导致的博弈，并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那么监管机构不便介入。”奚君羊说，监管部门介入的依据应是二者的博弈是否给市场造成混乱，损害用户的利益，甚至给整个金融市场和商业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监管部门应对快捷支付是否合法应及时表明态度，如果认为原规定符合监管目标，就应认真执行。如果认为原规定已难以适应金融发展的新要求，就应及时修订以保证互联网金融甚至整个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监管：如何平衡安全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