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相对医疗、社区等,智慧交通的成果比较好量化,经济效益也明显,因此是“智慧城市”建设中最热门的投资领域之一。仅在该领域,未来的投资规模就达到千亿元级别。
“过去,1000万元已经是大单子了,现在城市的智慧交通招标,一单就到数亿元。市场太大了。”上述业内人士说。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称,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但各方“期待各异,内中自有蹊跷”。
难治城市病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维,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2013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现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过去,我们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随着推进,却发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增加了。”张新红说。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袁崇法强调,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在一个比较愚蠢的规划基础上,‘智慧城市’建设只能体现在一点一滴上。”袁崇法说。
上海驰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全表示,“智慧城市”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开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浙江省宁波市为采集数据,公安系统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万多摄像探头,随后,城管局打造网格式城市管理系统,又重新申请20多亿元预算,希望再装2万个摄像探头。为化解此问题,宁波只好将公安局分管监控的领导调至城管局当局长,省下了20亿元预算。
据报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仇保兴副部长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是信息共享。”仇保兴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城市花数十亿元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却汇集到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里,“这个领导忙得没时间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车子却看不到信息,这个系统不是‘白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