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前两天有个家长领将要出国的孩子来咨询，这个孩子也有沉迷网络的问题，家长锁住家里台式电脑，他就偷偷改用手机上网。上网行为导致他不跟父母交流，为人非常孤僻。而学校老师却反映，孩子没有早恋，没有喝酒吸烟，家长更板上钉钉认为孩子有网瘾。根据医生的专业评估，他确实患有网络依赖综合征。”

长期“低头”易有社交障碍

手机早已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游戏、社交软件等带来丰富的资讯和娱乐，“低头族”与手机相处多了，还会有多少时间留给身边的人？通过手机，人们可以讨论很多话题，但人与人面对面时，却发现无话可说了。

“‘零网日’早就该倡导了，给‘低头族’们亮盏红灯。”王德民认为，依赖手机网络的群体，比以往依赖电脑的人群更为庞大，危害性也随之增加。“最典型的‘低头族’只顾着在微博、微信远程交流，很少跟身边的人说话，影响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减弱，形成了心理学说的社交障碍。从其他别的角度来说，‘低头族’走路不看路，新闻已经报道过很多这样的交通意外了。如此沉迷于手机网络，下一步便会发展为‘瘾’,必须提前进行干预。”

为“零网”而禁网也不现实

然而与“零网日”矛盾的是，网络已经深入人心了，互联网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用手机访问网络来达到娱乐、社交、工作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曙光公社的学生志愿者坦言，该现实确实存在，为此他们的“零网日”，必须先迈出第一步——“如控烟一样，零网并不等于禁网。第一步应该先倡导，减少不必要的上网时间，把原来用于上网娱乐的时刻，分配到与朋友、家人的面对面交流，或用于阅读、做户外运动等”。而作为心理医生，王德民认为，每天用于娱乐性上网的时间不该超过3小时。

“减少上网时间，大家都能做到，这也是我们把‘零网日’的倡议从校园推到社会的原因。”曙光公社负责人少敏如是说。在搜集对付“网瘾学生”的报道时，曙光公社的志愿者发现，各种奇怪的“抵制”就出现在高校里。“例如，外地高校有的老师为了惩罚学生上课偷偷玩手机刷微博、微信，生气得没收学生的手机。还有某学校开毕业典礼时，严禁学生使用手机。这种做法我们不提倡。毕竟，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如果说手机曾经使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扩大的话，那并不是手机的问题，而是运用手机的人。”未来，“零网日”理念要深入广大社会群体，可能任重而道远，但曙光公社希望，通过长远的宣传，让“零网”的理念潜移默化，最终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就像光盘行动一样”，少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