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尼葛洛庞帝写道：“工业时代可以说是原子的时代，它给我们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以及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统一的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也就是电脑时代，显现了相同的经济规模，但时间和空间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制造比特……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尼葛洛庞帝早就看到了“碎片化”将成为遍及所有媒体平台的最重要的趋势，甚至指出了碎片化的终点：“一人受众.”他认为，受众仅仅选择其所感兴趣的话题和消息源的趋向，将导致一种新型媒体的诞生——他将其称为《我的日报》（The Daily Me），“这种报纸每天只制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版本”。他甚至用科幻的笔法写道，“设想一个报道新闻的电脑显示器上面有个旋钮，你可以像调节音量一样，调整新闻内容个人化的高低程度”。但尼葛洛庞帝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博客等个人化媒体尚未真正出现。

2003年，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鲍曼和威利斯认为新闻业的转折在于“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出现，其代表是韩国的OhmyNews.com，在26000个注册公民记者的努力之下，新闻业面临的挑战不是《我的日报》，而是《我们的日报》（The Daily We）。他们由此提出了“We Media”的概念，这一词汇日后在中国被译为“自媒体”。

鲍曼和威利斯的“We Media”离开技术的新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按照万维网的发明人伯纳斯－李的说法，万维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读写网（read-write Web），但在第一阶段，一对多的传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作者、广播者、表演者总是高于读者、观看者和欣赏者。此一阶段的读写网，以读为主。而在第二阶段，发生了从读到写的转移。尽管传统的行为依然存在，但新的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读写网变成了参与式的。在2002-2003年开始崛起的博客是最接近万维网原初的读/写设想的网络工具。它也是使网络出版真正得以实现的第一种工具。

毫无疑问，博客宣告了新的个人化媒体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的一个代言人是丹·吉尔默，他在2004年出版了《我们即媒体：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一书，这一书名显然内含麦克卢汉般的野心，要为以博客为代表的真正新媒体发表独立宣言。

吉尔默发扬了“自媒体”概念，仔细体会其思维逻辑，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原本由媒体组织掌控的大众媒体已经逐渐蜕变为人人都有机会参与的“公众媒体”（public media），或者说形成了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媒体”（republic media）。“We Media”还有几个同义词，最频繁的就是“participatory media”（参与性媒体）、“citizen journalism”（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 media”（协同媒体）等等。

这些词汇的核心内涵就是：新闻业再也不是媒体公司和专业记者自上而下的“广播”过程（broadcast），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受众、编辑、记者等一起互动的自下而上的“网播”过程（intercast）。与传统媒体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自媒体是运作方式是“发布，然后过滤”，而传统媒体则是“过滤，然后发布”。理想的目标因此成为：未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吉尔默说：“以往的历史由新闻记者撰写，但现在的历史由人民大众书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新一代媒体将颠覆传统媒体扮演的角色。”他的几点重要论断是：第一，我的读者比我知道得更多，读者也可以是新闻的生产者；第二，对自上而下集中式的传统媒体而言，这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机会；第三，新闻业的形态由演说变成研讨会与对话；第四，互动的传播技术——电子邮件、博客日志、论坛、网站、即时通讯、短信以及更多——使这一切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