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抢出来的“金领”

很多保荐代表人现在说起来都有些后悔，早知道这个资格这么值钱，当初就是放下所有的工作也要去复习考试。

“10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对保荐人还没有什么认识，当初通道制下，各家券商总计大概是300多条通道，而后来通过首批考试注册的大概是609人，按照每2个人折算一条通道，还是那300多条通道。”上述投行副总说道，当初他就是这么理解保荐人制度的。

但随后，各家券商很快意识到了形势的变化——公司有多少发行通道，完全是由拥有多少保荐代表人决定的。

有先知先觉的，在2004年3月底公布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结果之后，就有琢磨着去“挖人”的，而那些在大型投行通过考试但轮不到项目的人，也萌生跳槽之意，二者一拍即合，最终，在当年5月10日公布最终注册名单的时候，已经发生多起跳槽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惜与原供职单位闹上法庭。

“事实上，当初保荐人制度即将推出的时候，业界的争论就很多，证券公司也不太支持，认为这些保荐代表人会很难管，而且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首批保代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此后，虽然证监会每年都会组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但是通过率始终很低，基本都在10%以下；而从需求上，各家券商为了多增加一条通道，纷纷不惜以百万年薪的条件到处“挖人”。

后来，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和招商证券这三家华南券商脱颖而出，凭借着保荐代表人规模的壮大，投行业务量迅速提升。

根据记者所做的统计，从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以来，总计不到1300家新股发行中，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联合以及中信证券这六大券商占据了其中的近600家，而国信证券和平安证券的保荐项目最多，分别达到136家和128家。

萝卜快了不洗泥。国信证券“创新”式地提出了团队制，将保荐代表人的收益直接与所保荐项目的收益挂钩，激励到个人，最终因为内部管控不到位而导致失控，在2010年“李绍武PE腐败案”曝光之后，外界对于整个保荐代表人行业的声讨达到了巅峰。

“一个项目团队两三年只能做一个项目，如果上不了市就白干了。”上述接受记者采访的资深保荐代表人反思道，这并不是保荐制度的问题，“看看国外的投行，包括国内的中信证券这样的大投行，是不可能采取这种团队制的。”

2011年11月，证监会对于胜景山河造假上市案做出处罚，平安证券的周凌云和林辉二人被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而此二人也是2004年首批注册的保荐代表人。

根据证监会官方网站披露，从2004年以来已经先后有81人因违规被实施监管措施，这其中，有33人是在2004年注册的首批保荐代表人。

“放水”后的尴尬

保荐代表人的话语权提升，保荐机构的话语权下降，从通道制到保荐制，投行内部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一个人的年薪动辄几百万，你让公司的高管心理怎么能平衡？”2010年，深圳一家券商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曾向记者抱怨她的难处。

而这期间也有市场猜测认为，管理层在有意通过考试通过率来间接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新股的发行数量。“2008年那年的考试通过率一下达到18%，就是为后来IPO开闸和创业板做准备。”上述深圳券商人士说。

据说，后来不断有券商高管去上层游说，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开始放水，这种供求关系紧张才开始缓解。

从2012年开始，随着通过注册的保荐代表人越来越多，而此时加之IPO暂停，这些当初被哄抢的保荐代表人瞬间成为各大投行的负担，曾经在这个行业喧嚣了多年的浮躁心态开始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