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宁宇的一篇文章《运营商的“好日子”在哪里?》,宁宇是运营商内部人士。作者提出衡量“好日子”的标准:有钱花、有事做、有人爱。以此衡量运营商企业,迫于制度限制、流程要求、考核压力,有钱不能花;监管的行政化与企业的市场化冲突,目标不清,无所适从;对国家贡献利润、对用户做好服务,却换不来多少正向回馈。所以,运营商企业没有“好日子”。
对于运营商人来说,“好日子”的标准:安全感和成就感。以此衡量运营商人,政策与市场的变化,让运营商人寝食难安;成就感过去曾有,现在空有“加班加点”的职业现状。所以,运营商人没有“好日子”。
对于运营商没有“好日子”的观点,我深表赞同;而对于运营商人没有“好日子”的结论,我觉得值得商榷。
首先,企业不好过与员工不好过并不一定是强相关的。尤其在运营商这种奇葩企业中,这个结论不完全成立。简单说两个例子,中移动是最赚钱的企业,可是员工能拿到多少呢?某运营商被查出腐败,企业环境“变坏”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人员晋升路径的打通,对于员工来说,死水盘活,又见一春。
次之,安全感与成就感并不能完全衡量“好日子”。某些情况下,这两个词是冲突的。比如在华为的生存理念中,始终对活下去感到不安,在不安中奋斗,却有成就感。这算不算好日子呢?
接下来,我继续以中移动为例,分析一下运营商人的“好日子”在何时。
可以简单的把中移动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2G时代,是“黄金十年”,突出特点是有钱花。可是,“好日子”只属于某些人。
从1999年电信重组、中移动成立算起,到2008年3G牌照发放之前,共十年。在2G时代,中移动凭借政策红利与用户需求红利,高速发展。中移动的员工工作轻松、高薪水、体面,既有安全感,又有成就感,过上了“好日子”。
所有中移动员工都过上“好日子”了吗?没有。在这个时期,招聘不够开放,新人进入难;等级观念较强,基层晋升难;合同制与派遣制差异较大,身份不平等;法律观念淡薄同时缺乏规则制约,容易滋生腐败。这十年的“好日子”属于某些人,而且,部分人的“好日子”背后隐藏着噩梦。
3G时代,是“指标五年”,突出特点是有事做。有环境的恶化,也有“好日子”的雏形。
从2009年3G牌照发放到2013年4G牌照发放之前,共五年。之所以称其为“指标五年”,是因为这五年的胜利,指标当给头功。无论上面指标下的多么变态,下面都会以更变态的方式完成。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移动拿到TD烂牌,又不甘心落后于竞争对手,只能用指标来鞭策企业前进,是竞争的需要。另一方面,3G为移动互联网提供了繁荣的基础,OTT企业势如破竹而来,要用整体指标的上升来应对局部业绩的下滑。
这个时代有事做,是“好日子”吗?指标压力,让很多基层员工喘不过来气;企业业绩在上升,员工薪水却在下降;有些领导昨天是劳模,今天进牢房。会有成就感,却无安全感。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移动的招聘面向全国了,尤其是广东移动的“领先100”,打响了品牌,在进入机制上更开放了。内部竞聘虽然多有诟病,但是大面积推广,在晋升机制上有了突破。更重要的,很多员工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认真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为成长或者离开储备能力。
4G时代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