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做完周鸿祎的封面，杂志还没上市，网上就沸反盈天，说是“周鸿祎老矣”，还指控他做“特供机”的失败。碰上这样的事我就兴奋，惟一气恼的是：这事发生得稍早些就好了，我可以把它写进杂志。

碰巧我在一份报纸上有个专栏，以此为藉口，再次采访了周鸿祎。我想跟他谈谈“老”的问题，如果可能，还谈谈互联网精神；要是可能，他最好对那些指控进行一贯的反击。我知道读者喜欢那些东西。

结果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谈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顺带着也谈起了褚时健和乔布斯，也谈了几句《老家伙》——他看过那部电影，我只听说过。

他最喜欢的老家伙毫无疑问是“圣地亚哥”：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我们从始至终，都在谈论《老人与海》。“圣地亚哥”是他那个上午最兴奋的文学意象。这个“倒了血霉”的老人，对于学中文出身的我来说，自然也曾是一个兴奋的意象。他同时还可能符合我定义的人生三大悲哀中“美人迟暮、英雄末路、前列腺堵住”后两条，的确是“倒了血霉”。

说心里话，我挺喜欢这种闲扯，这样我就可以不那么紧张，说话可以不那么磕巴。我也挺羡慕周鸿祎。他可能对世界上的所有事都充满了紧张和不安，随时准备做出反应；而我们不同，我们努力学习从容地面对世界。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本质上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明天与今天没什么分别。

周鸿祎有改变世界的野心。他所崇敬的乔布斯也是如此，除了“保持饥饿、保持愚蠢”外，乔布斯还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用新“苹果”改变完了世界之后，他就死了；继位的库克折腾了好几年，只是在补注他的遗产，没推出任何一款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

我不太喜欢野心勃勃的人。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希望改变他人的命运。他们会裹胁自己，也裹胁他人。

而我们都是平凡者，我们大部分人希望拥有自己的命运，却最终只能随波逐流，皆是因为前方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带路者。

以卡莱尔的视角来看，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我们都微不足道。“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

周鸿祎毫无疑问希望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从某个截面来看，他也的确做到了。他领导的奇虎360，通过一场场与互联网巨头们的争斗，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生态，迫使腾讯、百度们变得更加开放，也使自己成为互联网精神的代言人。

以我门外汉的理解，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开放提供的选择自由与免费提供的获取自由，或许还有超越时间和空间而产生的心灵自由，但我并不完全确定。

有时候周鸿祎会因此沾沾自喜，因为他迫使巨头低头；有时候他又会感到沮丧，因为巨头们并没发生他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只是变得更加聪明了，而且更加强大。以前他们通过截杀来实现垄断、遏制创新型小公司的创造力，现在则是通过收割——它们甫一成长，就会被收购或是被迫站队。它们再也没机会成为平台型公司，再也没机会在互联网的洗牌中崭露头角，成长为新的领导者。它们的命运已经注定，要么死亡，要么成为巨头们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