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理论在中国不断发展，其深远意义还有待继续发掘。2019年9月24日，在特劳特伙伴公司主办的“定位理论50周年全球盛典”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做压轴点评，阐述自己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思考。

讲者 | 周其仁

演讲正文：

虽然对定位理论而言，我是个门外汉，我也没有做过商业，更别说什么商业实践了。但今天我听了一天的分享，受到很多触动，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享我所听到的内容在脑子里碰撞以后所产生的东西。

一、 定位推动了社会分工

关于定位理论，我虽然了解过一点点，但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觉得自己一无所知。我认为，定位理论还是有它非常深的一面。

对我来说，受到的第一个触动是，它引起了我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底层逻辑方面的一些思考。

经济研究从“亚当·斯密问题” 开始，一直驱动这个学科发展。在亚当·斯密之前，还没有经济学学科。那时，他在格拉斯大学教道德哲学，被一个英国传统贵族请去当家教，后来当了英国财政部长的家教。

正是这次家教训练，让他有机会从苏格兰高地走向欧洲大陆，见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现象。

于是，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人民过得好一点，有一些地方人民过得糟糕一点?富裕地方的人财富收入、生活标准很高，而很多穷地方的人是很辛苦的。

经济学开始被这个问题驱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但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如愿了，有一些地方没有如愿?这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自己的成名作《国富论》，给出了一个答案，是一个经济学理论——“分工”。

人民过得好一点的地方，不是因为力气出得很多，不是人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富裕地方的生产力高。由于他们分工细致，导致专业化，让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机构、每一个地区都专注于一个事情，效率的提升超出想象。

《国富论》开篇就讲英国工厂的故事，当时的服装需要针扣缝上，这个针虽然简单但却是很重要的用品。这个产品如果不分工做，一个人一天只能做一两枚，但进行分工后，效率直接提高了2400多倍。

这是亚当·斯密当年观察到的，所以拉开贫富差距的要害是分工。一旦分工发展起来了，经济水平就会得到提高。

分工以后，人们更专注，熟能生巧，中间产生的浪费很少;更重要的是知识可以专业化地、大量地积累起来，然后武装到人的生产。这就是分工理论。

今天，我们看到当代经济已经不是亚当·斯密看到的工厂内的简单分工，它已经变成行业、城乡、地区，甚至细化到产品内。

什么是全球供应链?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在一家工厂里完全完成，都是全球组织供应。一个想法、一个专利、一个配件、一个零件、一个色彩，是在全球组装在一起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举个例子：

今天这个会场的半岛酒店，一开门就有门童，职责就是站在那里，对门负责。通过“站”，站出了高于中国农民的收入。但你回到乡下这样站着，是不会有收入的。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城里人有钱，有钱才能请得起管门的。城里人为什么有钱?因为城里分工细致，生产力高度发达。

这是经济学讲了多少年的理论，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国民财富积累的秘密，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什么条件促进了分工?什么因素阻碍了分工?这是一套经济学。

可以说，分工现象早已经出现了，它是人的活动，但却没有人回答这个现象是从哪来的。经济学里也没有回答。

比如，怎么会有人专门去做一件简单的、重复的事情?谁下的命令?大千世界，存在无数的人、无数的行业，谁让他们去分别完成不同的工作呢?

今天的定位理论让我看到了分工的动力机制，它可以由一些人主动把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经验提炼、总结成一份报告，然后选择一个方向，放弃别的方向。专业化就是这样来的。

无数的人往无数方向探索，就会形成越来越有意思的分工结构，就会让提高生产力的源泉涌入得更加踊跃。这是我今天第一个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