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汪总这一点打动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国民经济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质量问题，总体来说数量这个坎儿我们迈过去了，虽然个别有些反复，短期内整体还是过剩的。

但是，质量是大问题。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跟佛山的企业家研究品质革命，研究下来发现学问不浅，因为质量没有定义的。

什么叫质量?更贵就是质量高吗?如果这么去理解，国民经济就垮了。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美国经济的实践者，因为大萧条，命运沦落，跑去当质量检查员。这个经历让他发现工业企业总是生产大量的残次品，并且质量检查方法非常落后。每次只能通过不断检查来发现次品，然后纠正次品。

于是，他提出“为什么你一开始不把事情做对”这个问题，接着又提出“什么是把事情做对”。在这个基础上，他对质量下了个定义：质量就是合乎要求。

这句话了不得。当然，你可以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你一定要品一品这个定义。

拿酒店来说，要分为不同的星级，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接着，还要考虑不同需求背后的心智结构，也就是猜他们的口袋，以便提供更适合他的服务。这些完成之后，还要考虑不同星级酒店有什么要求，一定要清楚地定义下来，然后让我的产品、我的服务无限逼近地符合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定义质量也是一个定位，不要把“高质量”当做喊口号，而是要切实去做。

质量就是针对一个客户、针对一个需求、针对一种购买力，设定一种指标。指标的设置，要考虑它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对人的身体、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要达到人类文明最能容忍的下限，然后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提高它的上限。

目前，中国的经济数量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全球第一大，贸易品全球第一大，但质量怎么样?

大家不要认为是收入高的人才会遇到质量问题。我多年观察经济的经验告诉我，被差的产品损害得最厉害的是穷人。因为穷人的收入本来就少，他们买不起什么好的东西，于是买的东西很快坏掉了，就再买一个差的补上。

你如果观察第三世界，观察中国的低收入人口，发现他们都受祸于质量很差的产品：本来就穷，不买又不行，买后很快就坏，于是不断买，最后花的钱加到一起，比富人购买高性价比产品付的代价还要高得多。

我们通常说的“陷入贫困陷阱”就是这么个道理。来回在贫困里折腾不出来，其中一条就是因为你收入低，因此只能提供低价产品，低价就意味着低质;然后互相杀价，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这样走过来，对国民经济的提高一点作用也没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向好发展。

所以，回到质量的定义，先要定义出一组要求，然后让产品符合要求，这也是定位问题。定位，不是光定位生产什么产品，还要定位生产什么样质量的产品，如果定位完成之后做不到，这是体系问题，是笑话。

四、中国企业家要把全球消费者装在心中

企业家要把消费者装进心智结构的中心位置。任何时候，企业家再牛、再有资本、再是独角兽，也都要服务于心中的消费者，这个定位要清楚。

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的心有多大?有多宽?

我这几年观察中国经济，我觉得我问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这两年去了很多小国家，发现了一个现象，拿出来和你们讨论讨论，不一定准。

我发现，很多小国家也有全球性的大公司，比如来自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丹麦只有 4.2 万平方公里，一个半北京大，570 万人。

另外，丹麦的几家助听器公司也都是世界前沿的，最大的一家叫奥迪康。现在人的寿命普遍变长，但一到 60 岁，听力都会下降，所以听力市场不得了。

100多年前，一个丈夫发现自己的太太耳朵听力不好，然后在报道上看到英国女皇加冕典礼时从美国进了一个助听器，于是他千方百计把那个助听器找来。之后他发现，其他耳朵听不到的人也有这个要求。看到这一需求，他放弃了其他事情，专门做助听器的进口贸易，最后变成自己生产、自己研发，成为世界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公司。

你会发现，小国企业家的世界很大，丹麦、荷兰、瑞典、瑞士、以色列，它们的企业做一样产品就是做给全人类的，做的是全球生意。

而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看来看去，做一个东西给中国人用就觉得很光荣了，我不是说在中国做成一个大市场不光荣，但是算术摆在这里，你再大也就14亿人口。

全球70亿人，活跃人口算30亿。好在现在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的产品是服务30亿人的，它是华为。如今，它在170个国家设置了部门、分公司和代理处，全球作战。这是今年5月底在华为看到它的年度报告时得知的。

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心智结构的自我设限。我们心里当中有一个魔障：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可能别人根本欣赏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