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在搜索和社交很难给到视频传播流量后,基于算法的分发才能后来居上。
短视频在“KillTime”这条路上几乎一骑绝尘,超越了以往的媒介形式,对流量的自然饥渴会进一步刺激互联网公司纷纷迈向视频化,微信、Facebook的视频化“补课”还会加快。
但短视频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
2020年,快手的Slogan由“看见每一种生活”更换为“拥抱每一种生活”,更早一些,快手的slogan是“记录世界记录你”;抖音的Slogan是“记录美好生活”;微信视频号的Slogan则是记录真实生活。
记录、看见,成为短视频在产品层面寻找社会价值的关键词。
这多少来源于YouTube以来网络视频的存在基础,也来源于平台对“人人上传”的视频生产模式的鼓励,后者对平台意味着源源不断且廉价到近乎免费的内容供给。
视频号被寄予微信“下一个时代”的希望,而抖音张楠则在一次采访中称:“抖音未来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增长瓶颈和视频化趋势下,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平台纷纷在彼此之间寻找答案。
胡泳断言:Facebook或者微信驱使所有人都开始发布视频的那一天,我们的信息流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要比现在更少。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只想展示你的可爱狗狗时,网络的视频化可能会很有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讨论社会问题,那该怎么办?
短视频究竟是“残酷底层物语”的体现,还是媒介大众化的进步,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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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业成败看,短视频实现的经济效益是其快速发展最确定的因素。
视频创作方式虽然发生了变迁,但视频的生产、传播、获益的规律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广告之外,与消费结合的更为紧密。
抖音成为了字节跳动的流量中枢和营收主力,微信正在通过视频号连接内部商业体系,快手则在上市当天就实现了超千亿美元市值(虽然其亏损扩大)。
反观音频,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在线音乐尚未恢复唱片时代的巅峰,而播客的商业价值仍不乐观。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到2024年,中国和全球播客广告收入仅为6.89亿美元和35.61亿美元。
(来源:199IT)
播客的商业化,几乎处于内容产业商业化最最初级的阶段。盖因其广告价值并未被认可之外,播客的作品化程度并不高,也就很难推动付费增值业务。
如Clubhouse的发展,商业化的形式无非还是广告与付费(电商太远),从其创始团队目前的设想来说,向听众收费并分配给主持人和演讲者,或许是一条可以维护Clubhouse社区氛围和内容质量的方向,但同时也会进一步抬高用户参与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