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觉，我们认为更有经验，更重要的职位，就能作出更正确的决定。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获得胜利和获得成功的政府率是50%的话，当这个人群超过17个人的时候，正确率就归达到80%，当人群45%的时候，多数人的正确率就会超过90%。

当群体智慧发生作用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他需要满足一个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才能让这个实验成立？其实非常简单，所有群体实验当中，如果这个实验能成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在给出答案之前，73个人彼此之间不能交流，也就是说，每个人作出的是独立判断，他们平均数才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智慧。听起来这跟我们传统管理理论又相悖了。如果我们允许大家在给出自己判断之前去做彼此间的交互，就一定会涌现出一种人，这种人通常把它称之为“意见领袖”，一旦意见领袖的产生，就意味着开始有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就群体智慧而言，当他面对那些非经验性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三十年的群体研究已经证明，群体智慧会超过个人的智慧。当然了，说在一些给定经验的问题上，确定性问题上，比如换一个轮胎，十个业余司机也比不上一个专业维修工人。但是我们预测一些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群体智慧就会发挥作用。而群体智慧要想发挥作用要强调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这个群体的人彼此要知道，我和其他人是一个群体中的人，就是有连接。第二，有一点流动性，他们彼此之间要传递一些信息，哪怕传递一些物质都是可以的。第三，他们要作出独立的判断。而保证个体独立性，就意味着保证整个组织多样性。

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管理的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在经典的传统管理当中，我们花了大量的力气，特别在工业化的管理思路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呢？就是入模子，每个人都变成机器上一个分子，而入模子之后就意味着牺牲了群体的多样性，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所以不论再一个企业当中，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当中，人类究竟想要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字“连接”。从我们发明语言，发明市场，发明交易，发明电话，发明互联网这一切的尝试都是基于连接的本能，就是向更广阔的世界连接。当建立这个连接的时候，最基本的要素是三个。第一，是否成为连接的节点。过去我们是一个效率原则，就是速度，成本，那么今天可能更重要的是说，我们首先要看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是不是有足够多的节点，或者每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节点。第二，每一个节点都面临一个接口问题，就是和外部世界，和组织中其他人有多少接口，接口越多就越重要，越核心。第三，节点和节点之间是否有黏性，这个黏性就是关系的强弱。

过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好的管理技术和能力，我们就比较愿意做一个家族企业，因为血缘是一个强关系。后来，逐渐我们用经理人团队来实施管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当不同的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甚至拥有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在不同区域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他们之间能不能通过某一种方式建立一个强的关系，这就是管理的技术，这可能就是明道在做的事情了。

对于今天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新窗口，就是互联网技术，资本触碰所带来的新一轮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不需要在那个地方，但仍然可以完成一个全球化的交互，因为互联网和风险资本的合作，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逻辑的变化，就是整个逻辑变化了非线性的。我们出现了一个黑箱，就是这边输入的东西，和那边输出的东西，如果附加上互联网和风险资本这样一个化学反应，它的输入和输出完全是非线性的，它就产生了不可预测，产生了不确定性，当然也产生了可能的奇迹。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奇幻的新世界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怎样的呢？在座各位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所探讨的管理理论，我们把它称之为19世纪的管理理论。而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所使用的管理方法，今天我们还在谈的平衡积分卡，KPI、战略规划等等，这些管理方法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管理方式。那么我们要用这些理论来管理未来十年的不确定性，这就出现了战略惰性和组织无能。另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投入很高的管理成本，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组织是充满无力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在管理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在整个这样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基于确定性的控制性的管理开始失效，因为在我们架构当中变量越来越多，而这些变量当中最核心的变量就是管理对象发生了深切的变化，人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量。

就创新和科技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是属于90后的，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我用社会学方法做了比较多85后和90后的研究。 人获得存在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每一代人想要走上舞台，都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而人简历存在感的方式无外乎是三点，第一是时间感，第二是距离感，第三是位置感。他怎样认知自己在社会、组织人群的位置。我是70后，跟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有了极大的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