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非常难的，因为制造业是产品驱动的，产品驱动考虑的比较多的是技术迭代，就是功能部分，互联网像雷军他们考虑的是消费者的驱动，考虑的很多是情感问题、艺术问题。

CE：那你如何看这两代企业家打赌的事？

吴晓波：比较有价值的是董明珠和雷军的那个赌局。董明珠是制造业的人，制造业相信功能，相信技术，雷军可能相信情感，相信社区，相信消费者，我认为他们的讨论最终是没有输赢的，肯定是往中间走的。小米手机过去3年的成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用3年时间在中国卖1000万台手机的案例不是没有发生过的。当年TCL就发生过，手机上镶颗钻石就卖了1000多万台。为什么现在TCL手机在中国不行了呢？最终还是技术问题。小米最终还是会走到董明珠那条路上去，你的产品不能老是用三五个月就坏掉了，你的芯片还掌握在联发科手上。对董明珠他们来讲，要解决的是消费者的问题，你的消费者现在对品牌的理解不一样了，他能不能接受你是个问题。我认为赌局是他们把各自推到了两边，走着走着他们必定会走到中间来。

王健林和马云的讨论也是一样的，其实到最终就是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互补嘛，我想人不可能完全生活在线上。

CE：你曾提出过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伟大的世界级企业，你认为现在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企业吗？

吴晓波：有可能，像马云、马化腾、王健林这些人都是有很大机会的。

所谓伟大的企业首先诞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行业里面，你要有足够大的基本盘，这是很关键的，委内瑞拉产生一个伟大企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国因为足够大，发展也足够快，现在从商业来讲中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但伟大的国家里面也不是每个行业都能产生伟大的企业，它要在那些存在大规模突变后实现了超常发展的领域里面。马云在电子商务领域里面，在全球来讲都绝对算是创新的，马化腾在社交网络里的很多创新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王健林在商业地产这部分也是如此。这些人都有机会，而且都很年轻。如果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十几二十年的发展，这些人的财富还会呈几何级的增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会越来越高。

CE：有一个观点认为，与创造有关的事情是西方人的强项，创造完以后他也不愿意继续精耕细作，又创造别的去了，所以近现代以来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西方人实现的，中国的企业最适合做服务，它们是跪着服务把钱赚了，这也是西方人做不了的。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产生像乔布斯那样的非常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一个产品出来就把一个行业颠覆了？

吴晓波：这是个很大的挑战，你提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尴尬。中国发展了30多年，现在拿得出去的企业在两个方面是有重大缺陷的：一是没有自己的商业思想，当年日本人是有的，比如说丰田的精细管理，松下的自来水哲学等等，它们都在一定时间里面曾经引领过全球的商业思想变革。二是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我们是没有的。未来在某些点上面创新是有可能的，但是在面上就不知道了，压力蛮大的。这跟国家的创新体制有关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是不是支持这样的创新？单一企业能做点上的事，比如微信之于腾讯，还有天猫模式，但国家的科技战略和教育战略这两个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单一的企业层面解决不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