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有时并不完全是基于判断和分析，更多是渲泄了基于特定立场的一种情绪。

春秋战国时，楚国被秦国欺负得很惨，楚怀王被张仪当猴耍，楚国亡了，楚国人民当然怀恨在心，有个叫楚南公的就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就是一种情绪，后来被项羽变成了现实。

当一战的硝烟落定，协约国与德国达成凡尔赛和约时，法国元帅福煦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1940年，希特勒横扫欧洲，证明了福煦的预言。

而iPhone发布时，黑莓CEO吉姆 贝尔斯利表示：“iPhone对我们业务的影响微乎其微”！微软CEO鲍尔默说：“苹果手机没有任何机会占据大量市场份额”。1959年，当施乐公司推出复印机时，IBM公司的高管认为：“复印机的全球潜在市场容量最多不超过5000台！“1966年，时代周刊断言：“网络购物虽然完全可行，但终将消失！“

从本质上说，楚南公、福煦和这些科技大珈的预言都是一种主观色彩浓烈的宣示，但后者因为立场和倾向太过明显，客观说服力明显不足。楚南公的预言能够应验，原因很多，秦灭六国，兵威之盛亘古未有，但秦国崇尚法家，过分强调刚猛治国，加以始皇帝残暴，所以不得人心。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建国号为“张楚”，说明楚国是反秦的一面旗帜，楚南公虽是情绪化预言，但至少看准了人心向背。

福煦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是对德强硬派，认为凡尔赛和约太过宽容，保留了德国的战争潜力，所以想用“20年休战”的预言警醒法国人，其实如果按他的想法苛刻对待德国，只会更快催生德国的复仇主义、法西斯主义。福煦的所谓预言能不幸而言中，更像是一个反讽。

而上面那些科技大珈们预言的心态迥然不同，他们用自我的立场、封闭的心态看待发展，看待竞争，这是每一代固步自封的科技巨头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共有心态，当对手出现时，它们习惯于用自己熟知的技术和经验进行反击，不自觉的抗拒已经发生变化的用户需求，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

1878年，英国邮政总局总技术师威廉 普利兹爵士在电话发明之后，曾经说过：“美国人需要电话，但我们不用，因为我们有许多邮递员！”黑莓和微软的CEO并不比这位爵士高明。

时至今日，很多科技大珈的情绪型预言已经再没有楚南公那样透射人心的洞察，而是越来越工具化，功利化，毒舌化，公关化。今天的人们要特别留意不被这种所谓预言洗脑。

悲观型：预言最大的能量是希望

中国古代至高典籍四书之一的《尚书》描述的理想国是“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其实，野无遗贤恰恰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僵化，失去了上下流动、自我净化的能力，成了一潭死水。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都是一时之选，但他仍然不忘让尚书右仆射封德彝发掘人才，而封德彝久无所荐，李世民问起缘故，封答道：“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李世民立即反驳：“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封德彝断言民间已无贤才，就是一种悲观的预言。

后来饱受诟病的科举制度，创设之初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于真正发掘人才，它只是用一种体系和规则让世人相信它是专业、高效的，相信就会产生希望，这推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悬梁刺股的勤勉奋发。所以某次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列成长队鱼贯而前时，情不自禁的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能量，因此无论是俄狄甫斯效应还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堆积了足够负能量的悲观型预言都是破坏性的，封德彝式预言的危险性正在于此。预言最大的能量在于希望，而代表人类进步的科技预言如果都不包含潘多拉盒子中这份压箱底的美好，未来就太可悲了。

事实上，科技领域的悲观型预言不少，公元10年，古罗马工程师Sextus Frontinus写道：“科学发明已经达到了极限，我看不到进一步突破的希望。”1823年，爱尔兰数学家拉德纳警告世人：“高速铁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乘客乘坐高速火车时会因无法呼吸而窒息！“19世纪美国专利局委员Charles Duell说：“所有可以发明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