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行业改革历史，有一条隐形的主线，即“抑强扶弱”，而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在电信行业拥有话语权/决策权/话事权的精英群体，大都对一个政策充满迷之自信，即不对称管制。

电信行业管理部门习惯性的以不对称来平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关系，电信运营商也总是倾向于获得不对称管制的政策支持，公众和媒体也总会对一出来的不对称政策报以热切的期望。

但是，历史总是在但是这两个字处转折！

中国的不对称管制政策出台实施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不断的让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史，弱者不但没有被扶持起来，强者反而变的越来越强大，以至于不对称管制政策机会把能够用来不对称的要素都快用光了。

所以最近颇有一些业者私下讨论认为中国的电信行业是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模式了，其实这些观点是一种纯粹的错觉，只要三家运营商还存在，怎么能说是计划呢？

资费不对称废了被扶持者的网络质量

问题是，为何原本抑强扶弱的不对称管制会脱离设计者的划定的轨道，甚至南辕北辙呢？

从电信管制部门与电信运营商的互动关系来看，这是他们之间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模式有两个好处：

1）对电信管制部门来说，降低了管制政策规划/设计/执法的成本，还能获得道德上的心理优势和社会口碑；

2）对电信运营商来说，降低了市场失败的心理成本和道德负担，还能获得进一步的不对称博弈优势。

我来详细解释下他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知道，不对称管制一般是对涉及到电信运营行业重大生产力要素的不对称管制，比如资费价格管制，这是中国电信行业从一开始就娴熟运用的不对称手段。早期的中国联通在资费上享有低于中国移动10%的定价优势，即是一个例子。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96年到2008年期间，电信管理部门和运营商之间主要的博弈点就是价格监管，运营商之间不停的相互告状，监管部门不停的发文斥责和纠正。

耗费了各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关键是耗费了监管者的精力，使得监管者无暇他顾，但是监管者实际上也可能乐此不疲，因为价格监管的执法成本相对较低，执行起来也能立竿见影，但是却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在告状的一方来说，只要告胜了一次，就是成功，而且还能屡次成功，这个时候由于市场部门有资费不对称的政策加持，在公司内部是有相对比较大的话语权的，于是对价格充满迷之自信，而不具备资费价格优势的中国移动就不同了，市场部门的话语权不像对手那样，没有办法依靠价格来竞争，只能和网络部门一起寻找其他的吸引用户的差一点，所以很早的时候中国移动就提出了网络是生命线的说法。

这是被逼出来了，因为十多年都不能依靠价格竞争，只能靠网络质量取胜，后来市场部门可能觉得也不能让网络部门太重要，就有提出了业务和服务双领先，结果就是服务优势成了中国移动的竞争优势。

结果就是当那时候的中国联通发现资费不对称管制不行了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结果就是在电信管理者来看：我已经给了这么重大的政策支持，还支持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成，你让我怎么办？

而到了资费不对称管制的后期，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开始寻求新的不对称管制了，并在事实上开始突破电信行业固定和移动分业经营的大框架，大规模上马小灵通业务，事实上开始进入移动业务经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