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网讯】“土鳖”创业

成冬青跪在地上，请求再给他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母亲表情凝重，脸上写满了不忍和矛盾。“要不，让冬青再考一次?”旁观的乡亲劝道，“地里的稻子又不是不长了!”母亲终于长叹了口气，说：“好吧，这可是最后一次。”

这是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的一个桥段，成冬青的原型俞敏洪回忆：1979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的第二年，他又一次落榜。当时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家里已经没有能力供他继续复习。但俞敏洪“很喜欢学校，很喜欢读书”，想通过高考这个在当时“不受权力和财富影响、能够帮助农村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来完成梦想。

1980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为300多万，但录取率只有3%。“如果第三次还没有考上，就不会有第四次了，就得回家干农活。”俞敏洪的目标不高，要考江苏省常熟师范学院。高考成绩出来后，俞敏洪发现自己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于是报了北大。

几个月后，俞敏洪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家里按习俗办了酒席，请父老乡亲们庆祝这一喜事。然后找来一辆大卡车，拉上村民和俞敏洪的同学，大家敲锣打鼓把他送到了常州火车站。

鲤鱼跳龙门的俞敏洪在进入北大校园不久后就被现实打到了谷底。他是同班唯一一个从农村考入北大的学生，跟别人相比，思想保守、普通话不标准、艺术和体育无一特长。甚至凭借死记硬背得到高分的英语科目因为发音不准，迫使俞敏洪被调到了最差的班级——“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我人生中最深刻的自卑经历就是在北大当学生的五年。”俞敏洪说。毕业后，他几次申请出国，但最终没有获得一次去美国大使馆面签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风气盛行，很多优秀的同学都如愿以偿地到了太平洋的另一边，但俞敏洪只能留在北大任教。

1991年，俞敏洪因为在外私自办学，被北大处分了，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俞敏洪说，“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从北大出来后，俞敏洪发现办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教育部说他不合格，副教授以上才可以。他就死磨硬泡，最后总算批了下来。“我从海淀教委手中，接过了新东方第一张办学执照，从此有了一个叫新东方的学校。”最初，俞敏洪上午贴广告，下午招生，晚上上课，但买账的学生并不多。于是俞敏洪独创了“免费讲座”的模式：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站在大垃圾桶上讲英语，下面站满了求知若渴的学生。

为了吸引学生，俞敏洪不仅仅在讲课内容的专业程度上下功夫，他还一直在努力营造一个轻松幽默的学习氛围。所以，经常能看到俞敏洪讲励志、讲人生哲学。这种尝试为新东方打开了增值空间。通过学生之间的口口相传，新东方迅速发展起来。

到了1995年，俞敏洪的培训班已经有四五万学生的规模了。那时候银行卡还没有普及，俞敏洪经常拿个大麻袋，从银行取一捆钱，回来给老师们发。但这期间新东方的发展并不顺利，海淀20多家培训部为了争抢市场互相排挤。一次贴广告的时候，新东方的两个员工还被同行用刀子捅了。

这种混乱无序的发展状态让俞敏洪心忧，他说：“要么把新东方关掉，要么就把新东方做大。”为此，他跑到美国、加拿大找自己的昔日同窗。王强、徐小平便是应他之邀回国的。事实上，当时留学生在国外能抓到的机遇已经变得非常有限，而国内经济正在爆发，处处显现出生机。80年代流行“你怎么还不出国”，90年代后期则变成了“你怎么还在国外”。在俞敏洪的游说下，一批人加入到了新东方的合伙人队伍中。有人干基础英语，有人搞雅思考试，还有人做电脑培训，一时间新东方的产品线多了起来。

这时候的王强、徐小平是俞敏洪名副其实的“合伙人”，头衔都是副校长，不在学校拿工资，而是划定各自的地盘，除去上交15%的管理费，其余归己。

“新东方其实只是一个小生意，说到底就是简单的培训和课外辅导。但同时新东方也值得骄傲，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成功将培训和课外辅导规模化的公司。”为了把小生意做成大生意，俞敏洪在新东方推行了股份制改造，把“合伙人”们的帽子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