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随时研判产业发展规律和进度，精准切入，做和自身能力匹配，且处于上升周期的细分方向。

其二，结合各地经验和教训，完善流程，和引入企业形成共振，避免走太快或太慢，影响效果。

其三，加强审计监督环节，时刻关注关键项目进展。引入监督机制，推进项目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临界点？

目前的情况是政策、资本、产业链、市场等多个要素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聚齐了，资本的带动作用开始显现

像共享单车、网约车、外卖，以及AI等领域的资本混战一样，资本希望在芯片的世界里发光。杨磊的观点是，资本确实对这一轮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但作用有限。

“它像一个饱和曲线，最开始有指数级成长，到了临界点，这条曲线就会变平。但产品和服务是指数曲线，一开始贴着地跑，但到了临界点，复利效应体现，快速爬升。”

这和互联网新经济投资的逻辑完全不同。互联网公司创新点主要在商业模式，新的产品基于相对成熟的技术，可以被快速做出来，并快速验证。所以，在这里，钱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芯片行业中以芯片设计为例，芯片设计企业开发周期长、投入大，再加上售价远远较整机类低，早期投资很难快速起势。可是，对于大多数芯片设计企业，对投资需求最迫切的又恰是早期3年－5年。

到了中期，一旦所开发的芯片开始大卖，一年基本上就会有几百万的利润，此时，除非要进行大规模扩张，否则公司不会急于稀释股权来融资。

到了上市前，股权开始抢手，绝大多数的投资机构都是凭借关系才能拿到一点点份额。所以，绝大部分投资人最后的情况是：早期不敢碰、中期通不过投委会、后期拿不到份额。

戴伟民把这些现象比喻为：“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到了一定程度，单靠资本就推不动了，瓶颈和重点就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杨磊说。

如果进一步解读，可以将这些方面浓缩为：政策、市场和人才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效合力。

政策方面，目前看起来越来越深入。

2020年12月17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首次减免了芯片产业的10年所得税。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规定了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另外，对于线宽小于65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线宽小于130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这个政策出台的信号是，国家用减免税收的方式，来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向代表更高水平的小纳米工艺冲击。芯片越做越小，带来的是芯片集成度与性能不断提升，功耗越来越低，但同时也意味着技术含量和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大陆半导体代工厂中，除了中芯国际以突破先进工艺为使命，其余半导体代工厂可量产工艺皆在28纳米及以上。在需求端，真正用得上14纳米及以下这样先进工艺的只有华为海思一家，其余设计企业的需求都集中在成熟工艺上。但即便在28nm以上成熟工艺，中国大陆的芯片代工厂也有不少功课需要补。

成熟制程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提升，则通过市场自身的调节，加上疫情的外部因素得到了提升。